无法排遣的思乡之情: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古圣今贤民间儒学心灯公众号杨潜2015-11-30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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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杨潜

无法排遣的思乡之情: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牟宗三(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1909年出生于山东栖霞县,1995年逝世于台北。曾执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院校。其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高度,学术影响远及海外。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称:“牟宗三是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德国波恩大学从1987年秋季起,设立“牟宗三哲学”课程。更有今人学者将牟氏视为20世纪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的巨擘、新儒学的集大成者。

牟宗三是1949年夏秋之间离开大陆去台湾的。此时,国民党大陆政权行将崩溃,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折之际,中国学术群体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对新旧政权的选择。牟宗三临行前,来到广东番禺乡下的黄氏观海楼,探望隐居于此的恩师熊十力。熊先生曾认真地建议牟宗三等几位门生留在大陆,不要去台湾。观海楼的主人黄艮庸也极力劝他说:“你不能去台湾,若去了便回不来了。”牟宗三则是去意已定,答说:“大丈夫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怎么会回不来,地球是圆的,不是一下子就转回来了吗?”话虽这般说,世事终究难料,这成了他们师生之间的最后晤面。

因为历史的因缘,海峡两岸有过漫长的阻隔,对于前去台湾的大陆人来说,亲人难见,故土难回,泫然望乡成了无可逃脱的宿命。萦绕了牟宗三一生的,同样是挥之不去的桑梓情结。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

牟宗三是从乡间走出的。牟氏在栖霞虽为大族,但牟宗三这一支到他祖父执家时,已经衰微,耕读传家依旧保留着。牟家除了农耕之外,还经营承继祖业而来的骡马店,家道也算得上小康。牟宗三说他父亲“刚毅严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终始条理”,为人处世“最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虽是农家之人,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这样的家庭熏染,使牟宗三自幼形成了养志立身、择善而从的禀赋。他15岁时,进入栖霞的县立中学读书,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自此离开故乡,时年19岁。

一个纯朴、率真、聪颖的乡下孩子来到京城,是全新的人生体验。北大读书期间,自由兼容的学术氛围,既让他眼界大开,也让他思想纷杂泛滥。在当时学术界“科玄论战”中,吴稚晖的一篇言论,让牟宗三感受到了“生命的膨胀”,深为吴稚晖“离经叛道”的思想打动,暑假返乡时,他却受到父亲的严责。父亲一番开示如同当头棒喝,止住了他心灵的向外膨胀,避免了年轻人的轻狂与无根,让他开始走上了心无旁骛、埋头读书的学术之路。牟宗三在晚年每当忆及于此,对父教总是念念不忘。

真正给牟宗三一生学思有重大影响的人是熊十力。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读到了熊十力所著的《新唯识论》,后经哲学系业师邓高镜的引荐,得以见到自杭州返回北大讲学的熊十力。这次见面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变,他后来感慨说:“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从此确立了牟宗三终其一生的学术路向。自1949年牟宗三去台湾,至1968年熊十力去世,师生虽未相见,但精神的相契未曾中断。提及恩师,牟宗三曾说过:“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也”。

“知我者”的唐君毅曾说牟宗三:“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年轻时的牟宗三的确是够“狂”的,他与胡适的一件“公案”,足见其人当时的性情。大学三年级时,牟宗三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凭着感悟力写出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玄学与道德哲学》一书。该书第三章题为“清胡煦的生成哲学之易学”部分,是北大哲学系系刊约的稿子,文稿投出久无消息,牟宗三得知文稿正交由胡适审阅,便来到胡适的办公室。胡适对牟宗三说:“你读书很勤奋,但是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我可以介绍一本书给你看看。你可先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这本来是老师对学生的点拨,未料牟宗三却对文稿中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抗辩。牟宗三告辞后,意犹未尽,冲动之下提笔写了一封信,再为自己研究易学的方法辩解,愈发冒犯了胡适的师道之尊。

此事表面看来是师生之间的意气之争,是牟宗三的才高气傲与不谙世故,但实为两人治学方法的根本分歧。直到牟宗三遇到与之精神相契合的熊十力,使他的学术路径由逻辑学和西方哲学渐而转向了中国哲学,才让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

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他与大陆亲人的离散和对他们的思念,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是无法排遣的情感伤痛

无法排遣的思乡之情

早在1932年北大求学期间,牟宗三就与原配夫人王秀英结婚,1934年长子伯璇出生,1937年次子伯琏出生。据说,1947年,牟宗三任教中央大学时,曾托同乡好友回栖霞把母子三人接到南京,时逢家乡正在进行土改复查,时局动荡,主持家务的二哥牟宗德害怕因此牵累牟家老少,不予应允,自此他便逐渐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11年后的1958年,牟宗三在台湾与赵惠元女士结婚。他与大陆亲人的离散和对他们的思念,不仅仅是一种乡愁,更是无法排遣的情感伤痛,甚至在垂暮之年,有时也会悲情难抑。在他去世的前几年,应邀去一个学术会议讲演,忽然说道:“我民国三十七年就逃难到香港,40多年还是在逃难,没有停止。因为我无家可归,我原籍是山东栖霞县,但山东栖霞县人不承认我,因我没有户口……我仍在逃难,实为可悲。”

这是飘泊半生的人内心情感井喷式的倾泻,让一个有着顺适平和风范的儒者也无法消解。

1960年,牟宗三离台赴港,应香港大学之聘,讲授中国哲学。此后,又转任香港其它大学执教。到七十年代,除少量的时间返回台湾讲学之外,香港成了他后半生的寄身之所。香港是中国人的土地,当时的治权却在英国人手里。那种“寄人篱下”的错乱之感,对一个离乡漂泊的知识人,尤为刻骨铭心。香港与大陆虽然一河之隔,政治的“铁墙”却切断了民间的联系。牟宗三来到香港后,北望故乡,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其实,远在栖霞的亲人也无时不在牵挂着他。1960年的一天,牟家收到一封信,信件是中国科学院的武元亮寄来的,他是牟宗三在大陆时的学生。信中没有说牟宗三在何处,只是留下地址,嘱咐说牟家有事可去找他。年底,牟宗三的长子来到北京找到武元亮,武告诉他,牟宗三现在香港,其它详情也不甚清楚,但答应尽快帮助联系。不久,武元亮传来信息,说他已经与牟宗三有了直接联系,并近况很好等等。牟家的两兄弟立即给武元亮回信,并请他向父亲要一帧照片。

又过了一段时间,牟家又收到武元亮寄来的信,信中夹有一个字条,短短四行半字,这是牟宗三托唐君毅转至武元亮,再由武元亮转给牟家的。这封短函,牟家一直珍藏,经历了十余年来的杳无音信,忽传家书报平安,岂不价值万金。这可能也是世上最为“怪异”的家书,信中聊聊数语,仅是问候家人安好并让家人勿要牵念,至于孩子索要近照事,只说便中寄去。落款没有时间,只有“宗启”两字。或许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可以体味其中的奥秘,一封海外的飞鸿,就可能惹来意外的麻烦。

不幸的是,1963年,武元亮去世,牟宗三与家人唯一的联系通道断了。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牟宗三和家人才有了联系,大陆的子女为了赴港探父,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时任港澳办主任的廖承志给了不少帮助,尽管廖翁于1983年仙逝,1984年3月,牟宗三的次子及长孙终于获准赴香港,陪伴了牟宗三一个月。离开时,牟宗三还把一枚获奖得来的戒指,让儿子捎给栖霞老家的原配老妻。此时,距牟宗三1937年最后一次返乡,父子相违,已经过去47年。政治风云的变幻导致的骨肉分离,虽令人心痛,却又阻不断人间亲情。稍后,牟宗三的长子也去香港探望了父亲。在牟宗三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陆上的两个孙女轮流去台湾陪伴侍候他,一直到他去世。他除了视学术为生命,亲情是他晚年最大的慰藉。

牟宗三的桑梓情结

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他的思想,开始“还乡”

寄望于用文化融合两岸

随着大陆的开放和两岸关系的缓和,大陆与港台的学术交往日益增多。1991年8月,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在大陆首次出版。同年10月,山东大学主办了“牟宗三与新儒家”学术研讨会。此后,牟宗三更多的著作得以在内地出版,对大陆知识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新儒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至今不衰。对牟宗三来说,桑梓之地,人虽不能至,但他的学术、他的思想,开始“还乡”,这也是一件令他欣慰的事。牟宗三去世后的1998年,两岸共同在济南举办了“牟宗三与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来自中国两岸三地及众多国家的近百名知名学者与会。特别是牟宗三的弟子们更是激动,他们说:儒学发源于齐鲁,也是牟先生的桑梓之地,来山东参加这次盛会,自然有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学生,也是陪随牟先生的精神和在天之灵“回家”——回牟先生的家,回儒学的家,回中国文化的家。

牟宗三少小离乡,飘泊不定,但却是有“根”的,这个“根”便是中华文化。从传统儒学的“花果飘零”到现代儒学的返本开新,新儒家的知识分子们,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如孤臣孽子,为捍卫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国的文化而艰难苦斗,终至完成了自我救赎与革新,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又极富中国智慧的、能与西方任何学术流派相媲美的哲学体系。牟宗三作为其中健将,学者王康说他是“上通道德本体,下开人间现象;方继孔孟心性义理,外接康德形上哲学;三统并立,现代新儒学集大成者”。他有这样的成就,是缘于中国文化之深远根脉。牟宗三晚年曾说过,新儒家的思想要发展,希望在大陆。这份希冀,寄托了对生他养他的故土之爱。

桑梓情结还体现在牟宗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虽走遍南北,开口说话依旧是改良后的胶东腔调,一日三餐最爱的仍是山东的口味,生葱、大蒜一样不少。讲学著文,常常拿“山东”这个地理名称或举例或说事。一次演讲,牟宗三谈到自我认同问题,他说:“我们住在台湾的中华民族的人,要如何认同自己?山地同胞是土著,其他皆从大陆上迁来,播迁又分为几个阶段,为什么台湾会发生认同问题,而大陆上却不发生?山东人是山东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人,他们在认同上不发生问题……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这种说法是通的;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种说法就不行。”可见,“中国”在他的心中,永远是最重要的。

晚年的牟宗三,对国家的统一问题,时刻挂怀于心。一生爱看京剧的牟宗三,有一次看完戏,在与众人谈及两岸前景的话题时,用他特有的牟氏幽默,冒出一句:“凭什么统一中国?倒不如用京剧统一中国算了,这是文化所在!”

念兹在兹,中国是牟宗三一生的情感所系。

转自丨“民间儒学心灯”微信公众号(ID:minjianru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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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eiwe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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