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家训下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文/吴亚顺

见赶出了两套《汤用彤全集》的样书,汤一介很欣慰,他说:“我想再多活两天,一直等到父亲的纪念馆典礼及研讨会结束。这两天一定要把我看护好。”他嘱托弟子赵建永将新编的“全集”送往湖北黄梅,汤用彤纪念馆将在那里举行开馆仪式。

汤一介再没有气力前往自己的祖籍了。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现身”,是2014年8月23日在“三智论坛”上用视频寄语——先说明“由于我的身体的原因,很久没跟大家见面”;简短的讲话中,两次表示:“我下次有机会再讲”。

去年9月9日晚,赵建永一行把《汤用彤全集》送到纪念馆,出来不久,接到医院护理人员来电告知,汤一介病逝。这一年,也是汤用彤逝世50周年,汤用彤被公认为“国学大师”,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其祖父汤霖是晚清小官,办过新式学堂。

汤一介去世后,弟子和家人在他的墓前树起“汤公三代论学碑”。排列在最前面的,是汤霖所写“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正是这一饱含儒家思想的家训,如一根若隐若现的文脉,跨越百年沧桑,串联起汤氏三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尘封十二年的汤一介遗稿《我们三代人》中,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百年时代跌宕中的思路历程,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缩影。

儒学家训下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汤霖像

汤霖:吟诵《哀江南》的家族传统

“汤氏家训”写于宣统三年,即1911年。汤霖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送来一幅《颐园老人生日讌游图》,以示庆贺,他后来题写了一篇“自序”。汤霖说,“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并强调,“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以静应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

这一年,正是武昌城枪响,辛亥革命爆发,革命之势风起云涌。次年,民国建立,清朝垮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达到高潮。写“自序”时,汤霖尚在北京,想着回乡终老。

汤一介几乎没有听父亲跟他谈起过祖父汤霖。1957年“反右”,汤一介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有一天在香山,问到祖父的情况。汤用彤只是说,汤霖做过几任县官,为官清廉,晚年开办新式学堂,“平日爱用湖北乡音朗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前者写尽丧国之痛,后者描述的是南明亡国后南京惨状。

“我想,祖父为什么常吟诵《哀江南》和《哀江南赋》,是看到清王朝大势已去,而此对读书人说‘行身立己’实是最为重要之问题。”在新近出版的遗作《我们三代人》中,汤一介如是写道。

事实上,抗战前后,汤一介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汤用彤在无事之时,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小时候睡午觉,汤用彤总是轻轻拍打着女儿,吟诵它。在汤一介看来,“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有着‘忧患意识’大概深深地根植于其灵魂之中”。汤一介同样喜爱诵读,甚至连已加入美国籍的儿子汤双也会吟诵,孙子汤柏“也能哼几句”,只不过,对他们来说,“大概已成为无意义的音乐了”。

在汤霖写“家训”的同年,汤用彤进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此前就已入读当时新式的顺天学堂。这都是汤霖的主张,他“教书授徒”时,也“日举中外学术治术源流变迁兴失”,关注当时思想潮流——这使得汤用彤不仅有国学基础,还能掌握西方文化。在历史学者袁伟时看来,汤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之所以有这些行动,与晚清社会尝试变革的整体环境有关。

汤霖如此,其妻同样开明。另一次谈话时,汤用彤对汤一介说:“我上清华,当时坐不起车,只能步行,来回几十里,每月总得回城里看望你的祖母几次,否则她会骂我‘不孝’。但她思想很开通,我考上了留美预备班,要到美国去四五年,她不但没有阻拦,反而说不要恋家,学成再回来。”

儒学家训下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1957年全家福,右起依次为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等

汤用彤:“自由精神”的承继

1922年初,已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汤用彤接受吴宓的邀请,到东南大学任教。回国后不久,汤用彤发表《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痛批当时的不良学风。他认为其时某些学者有共同的缺点:“浅”——只看表面现象,浅尝辄止;“隘”——知识狭隘,以偏概全。书写这一段时,汤一介点评:“我认为,这或许也是今日学风不正的表现。”

1931年,汤用彤转任北京大学教授,此后一直在北大工作,任哲学系主任近二十年。汤用彤向来主张“融会中西”,据学者冯契回忆,“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系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有时,刚结束魏晋玄学的课程,他立即带领学生进入“英国经验主义”。既吸收外来文化,又深入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做法被认为突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利于中华民族“自我身份”的重新建构,从大众层面来说,它有功于维持北大的“特殊之精神”,即从蔡元培开始倡导的“自由研究”、“兼容并包”的精神,形成了一种氛围。

汤用彤的传世之作,包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等,都发表于来北大工作后,影响深远。“这么高的学术成就,本身就体现了一个公民在学术领域里面独立、自由的探索,假如他还是一个传统儒家,那他就解经、注经,在传统学问上打滚。”袁伟时说。

尤其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为了写作这部书,六七年时间“几乎每晚都一两点才睡”,让汤一介很是心疼。该书成为中国佛教史经典著作,胡适评价“此书极好”,贺麟则认为:“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期间,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难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

汤用彤自己也颇为自信。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授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最高奖,他很不高兴,对朋友们说:“多少年来一向是我给学生分数,我要谁给我的书评奖呢!”然而,1949年后,汤用彤却对它展开“自我批评”,称“没有能够认识它(指佛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他不再任教,“有职无权”,有一段时间改任北大副校长,分管基建,这是他完全不懂的领域,仍然时常拄着拐杖去工地察看。

作为学者,汤一介承续了父亲“自由研究”的精神,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认为,这种精神“是相对的”,“不能孤立地来谈论自由精神,它只是知识人的愿景,由社会、个人等各方面因素促成”。1951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一直耕耘于未名湖畔,只是,数十年来,他越发感觉到,“北大这一真精神被摧残殆尽矣”。北大教授钱理群也深有同感,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汤一介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文化研究所举办“第一届蔡元培学术讲座”,邀请季羡林和汉学家舒衡哲主讲。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学术上应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因为有‘自由’才有创造力,才有科学上的创新,学术上的出新。”

2014年5月,十卷本《汤一介集》出版,其中着力解释了“自由即创造力”的观点。正是这套文集,收入了“上世纪阶级斗争、政治挂帅时期写的全部批判性文章”,汤一介坦然以对,要“立此存照”。在其学生、学者金春峰看来,“自由即创造力”是他的全部精神、信念的凝聚,是他的书魂,是给自己的“最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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