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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金玉:孤身西征 玄奘法师纪念

[摘要]农历二月初五为佛门领袖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圆寂纪念日,特撰此文,供奉纪念。

温金玉:孤身西征  玄奘法师纪念

玄奘法师画像(资料图)

文:温金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如果说到中国佛教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出家人,非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莫属。因小说《西游记》的缘故,“唐僧”家喻户晓,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撇开小说的虚拟,仅从佛教自身发展的历程来说,玄奘法师的卓越贡献也可彪炳史册,是佛法东传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研究中国佛教无法离开唐玄奘,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文学翻译;不论是从文献典籍,还是从宗派义理,玄奘的成就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是形成于古代亚洲的两大文化圈。从地理上说,中印尽管都处于亚洲大陆之内,但一直被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阻隔,形成了完全异质的两大文化,很长时间处于相隔离的状态。西元前二世纪末,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两大文化圈的交流成为可能。从此,在这条路上行走着的,就不仅是往来的商旅,还有各国的文化使者,佛教就是随着商旅马队的清脆蹄声传入中原内地的。

佛法初传中土,多赖中亚及印度高僧来华传译佛典,但其时并非有系统且有计划传入,而是随意性、随机性很大,由此,使得传来之典籍或篇章不备,或转译有误。“格义佛教”的产生既有中土思想家的有意误读,更是当时典籍不全、义理难解的应急之措。《宋高僧传》就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合。婉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譬如,早期就把佛教视为一般黄老之术。而真实的佛法大义并不为人所知。为此,从曹魏末年朱士行开始,中土掀起一股西行求法的运动。据史籍所载,西晋有竺法护,东晋初有康法朗、于法兰,东晋中期以后又有竺佛念、慧常、进行、慧辩、慧睿、支法领、法净、智猛、法勇等。晋宋之际,游方西行僧人虽多,但其中以法显最为著名。在西行求法史上,人们也常常习惯将法显与玄奘并称,来赞叹他们舍生求法的巍巍功德。如唐代另一著名僧人义净律师在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就说:“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其间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然而胜途多难,宝处弥长,苗秀盈十而盖多,结实罕一而全少。实由茫茫象迹,长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鲸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漂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忘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义净这番话,道尽晋、唐之际求法僧人往来中国和南亚间旅程中的困苦和危险。正是无数的祖师大德为法忘躯、行走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的路上,九死一生取回真经,使后人闻到了佛法,看到了经书。义净律师曾写的一首诗:

宋齐梁陈唐代间,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十,后者安知前者难。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日力疲殚;

后贤如未闻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

感叹今日触手可及的经典,其实背后浸润着古德先贤的鲜血与生命,每一页经书,每一行经句,都有生命的代价。吟诵经典,沐手梵香,怎能不虔诚恭敬!

同样令人感动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求法高僧传》记载常慜法师说:“附舶至中天竺,船覆。舶主令上小舟济之,慜让余人求生,己则合掌面西念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千载之下,读来依然悲怆不已。义净律师赞说:“轻生为物,顺菩提心。忘己济人,斯大士行。”从中不仅看到西土高僧携佛法而东来的慈悲,更感受到中土人士西行求法的艰辛。

玄奘的孤影西征,同样充满着艰辛。西行之路,或山高道险,或风雪交加;或盗匪洗劫,或缺食断饮。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一次,他于沙漠中迷路,找野马泉不得。下马饮水,因为皮囊太重失手打翻仅有的水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千里之资,一朝斯罄。”由此,心意彷徨,意欲东回寻求帮助,然走几里回头路后,想起自己“绝不东移一步”的发愿,并反覆诘问自己“今何故来?”终于再发誓愿,“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在这样的绝境下,他四夜五日无滴水可饮,凭着信念,口诵观音菩萨圣号,默念《心经》,向西而去……

玄奘西行之前,中国佛教的主旋律依然是译经,历代祖师所做的努力,就是想让中国人明白佛陀到底在菩提树下悟到了什么?经典文本的学习成为玄奘早年的主要经历。他“备通经典,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十三岁出家后,学《涅槃》,习《摄论》,对《法华》《维摩》《阿毗昙论》《成实论》《俱舍论》等均有涉猎。数年间就究通诸部,声誉大著。随着闻法日广,造诣日深,他深感多年来在各地讲演所闻,异说不一。《慈恩传》卷一记载,“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各檀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因朝廷西线政局未稳,不获批准。然玄奘决心已定,遂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玄奘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历时五年,跟随戒贤三藏学习,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在印度,他依然是广参博学。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玄奘亦曾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玄奘法师于印度最令人称道的是,在曲女城的大会辩论。戒日王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十八个国王、三千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两千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十八天里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随后又参加五年一度、历时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辩才无碍,声望如日中天。但在印度名满天下之时,他却不忘西行求法初心,谢绝诸国王之盛情挽留,踏上了东归之路。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花了十九年时间到印度取经的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并表达了“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的心愿。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二十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中国佛教史上最为完备的译场。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译经,总共翻译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计一千多万字。现代佛学大师吕澂先生评价说“印度的佛学从汉末传来中国,直到唐初的几百年间,真正能够传译印度学说的本来面目,要算玄奘这一家。”

我们看到,在唐朝时,经过先前数代人的努力与积淀,佛教界已有条件对所传译的经籍,以及所奉行的教义、教规作一从容的审视。玄奘即是从义理的角度重新省察众生可以成佛。“一阐提人有无佛性”的论争,早在南北朝时就成为佛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到玄奘时,北方流行已久的《涅槃》《成实》《毗昙》与真谛在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构成当时南北佛学的主流。玄奘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发现于佛性之解说竟有十多种答案,深感义理含混,导致修学者理解不一,知见纷纭。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有西行求法之愿。所以他把印度佛教的瑜伽有宗移植过来,创立了中国佛教的唯识宗,期望对中国佛教有所补益。展读中国佛教史,我们可以发现,在戒律制度层面,稍晚于玄奘的义净也遇到了与玄奘同样的困惑,印度僧团的实际修持与中国僧团的修为,到底有何异同?当时中土持律者诸部互牵的律法,是否是纯正的印度律法?这样他西行求法,携回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希望通过对纯正印度戒律的弘扬,来整饬僧团,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义净曾对此感慨的说:“于时叹曰,昔在神州,自言明律。宁知到此,反作迷人。向若不移步西方,何能鉴斯正则。”如果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主要基于义理的考虑,那么义净的西行求法,更多的是从戒律方面着眼。《大宋僧史略·此土僧游西域》中评论说:“若论传译之人,则多善一方,罕闻通解,唯玄奘三藏究两土之音训,瞻诸学之川源,如从佛闻曲尽意。次则义净躬游彼刹,妙达毗尼,改律范之妄迷。”

温金玉:孤身西征  玄奘法师纪念

玄奘法师画像(资料图)

玄奘与其高足窥基,由于对唯识经论的传译阐扬,使得唯识学成为一大宗派,并薪火相传,风从影随,至近代仍有杨仁山、太虚、欧阳竟无等提倡弘扬,余音绵远不绝。如果说鸠摩罗什开演中观,令印度佛教空宗流布中土,那么正是玄奘师徒的努力,让瑜伽有宗得以辉煌。这样印度大乘佛法的空有二脉,双峰并峙,如日月同辉,普照华夏大地。

在翻译上,玄奘一改以往要么为忠实原典而偏于直译的方法,要么为文字顺畅而有违原典的意译,主张“既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译经原则,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不翻”,成为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新译”标志。欧阳竟无曾赞叹玄奘的翻译风格是:“一语之要,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

玄奘法师还给后人留下了由其弟子辩机笔录而成的《大唐西域记》。此书共十二卷,介绍了西域及印度138个国家的风俗地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对今天研究中印交通及中亚地区的民俗风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曾对此书的功绩评价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价过高的。”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也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最后,再看玄奘法师所拥有的政治智慧。我们知道佛教自传入中土起,就存在一个佛教中国化与佛教化中国的问题。中华民族文化体系自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已奠定,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体,诸学辅佐的多元文化格局,在道德规范、礼俗规制、伦理纲常和心理定势方面,都有一个较为稳定牢固的精神信仰机制。所以,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初传中国首先所接受的,就是来自这一古老文明对它的审视和鉴别。如印度佛教中剃发染衣是保证僧相毕现的最基本要求;不拜君亲,则是保持出家人出世品格的保障。但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僧人离家弃亲是背离人子之道,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圆颅方领是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及汉地衣冠文明的古训;不拜君王,是违背忠君的传统道德;不事耕作更被轻视为不劳而食的社会蠹虫。所以模范依从印度传统佛教仪制,在中土反而是被视为不合时宜、有违人伦道德的行为。从东晋至唐,由此而引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争论。佛教的本土化问题一直是佛门领袖关注的焦点。从东晋道安法师时就明确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原则,确立了中国僧团的弘法模式。慧远指出僧团是“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鸠摩罗什依后秦国主姚兴的支持,得以创立“关河之学”,使中观一脉得以发扬。据说唐太宗初见玄奘,玄奘他回国之初,唐太宗对他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并“因劝归俗,助秉俗务。”后又“每思逼劝归俗,致之左右,共谋朝政。”但玄奘上奏“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他“专精夙夜,不堕寸阴”,一门心思译经。其实玄奘并不是置太宗的优渥于不顾,他或上表称贺,或让太宗为译经御笔赐序。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高度赞扬玄奘法师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玄奘上表祝福“皇帝皇后重晖日月,合德乾坤,永御金轮,独昌沙界。皇储隆盘石之固,诸王茂本枝之荣。”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归国期间,始终与雄才伟略的唐太宗以及后来的高宗,保持紧密的关系,以保证自己译经事业的正常开展。玄奘善巧运用王室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弘法事业,而对世俗的名利并不看重。道宣律师赞扬玄奘说:“虔虔不懈,专思法务,言无名利,行绝虚浮。”

“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遥想大师千年前的风采,仿佛看到大师风中飘动的衣袂,依稀能听到大师演法的狮吼雷音。我们今天重温玄奘大师的情怀,回顾大师走过的路,缅怀大师的法乳深恩,正是为了回应大师“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心切愿,为今天的和乐人群、报恩社会而精进不懈。最后借用赵朴初老人的一首诗来作结语:

信知此土有深缘,圣教三车独得全。

誓续慧灯无尽际,时轮再转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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