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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是非 防微杜渐:《春秋》的经世之用丨读经明义

[摘要]《春秋》在五经中居于特殊地位。作为孔子自著的经典,《春秋》蕴含着“微言大义”,寄寓着孔子的经世理想。《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学”,又是士人的“经世之学”。

文/朱偲

“述而不作”是孔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一般态度,对于《春秋》一经,孔子就毫不避讳地进行笔削,即便像子游、子夏等孔门文学佼佼者也不容置喙,此即“孔子作《春秋》”

读经札记:《春秋》经世(一)

孔子作《春秋》(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明代学者、《大学衍义补》的作者邱浚将六经分为两类:一种是前代帝王之作、经过孔子删述,如《易》、《诗》、《书》、《礼》、《乐》,一种为孔子亲自笔削,即为《春秋》。作为孔子自著的经典,《春秋》蕴含微言大义,《春秋》因而在五经中居于特殊地位。

《春秋》被后世儒者推尊为经,它同时也是史。作为一部史书,《春秋》按照时间排比事实,以鲁国为本位记述了中原各国242年的历史变迁;然而,《春秋》并非简单的记事之史,是事与义之集合、经与史之结合。

读经札记:《春秋》经世(一)

《春秋》被尊为经,同时也是史(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作为孔子亲自著作的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一字一句背后隐含着“微言大义”。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的历史记述背后,隐含着孔子的经世理想和“微言大义”。故而被后世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时势的新变化是孔子新作《春秋》的重要原因。东周之后,王室衰落,制度废弛,诸侯纷争,陪臣执国命,孔子有见于此,周游列国,不遇,退而作《春秋》,以图“拨乱世,凡诸正”、“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即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以孔子自谓:“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春秋》于排比史事寄托着作者之义。

读经札记:《春秋》经世(一)

孔子周游列国(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作为孔子自作之书,子贡、闵子、公肩子等孔门弟子对《春秋》评价颇高,认为“其切而为国家资也”。孔门弟子多从“资治”、“镜鉴”作用理解《春秋》,注重《春秋》对于君主和士人政治实践能力的养成,或者说经世意义。换言之,在孔子弟子看来,《春秋》不仅是政典,而因其侧重于用而优先于其他诸经,是“有国家者不可不学”的政典。

司马迁曾问学于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公羊《春秋》甚为推崇,“继《春秋》”也是他撰写《史记》的重要旨趣。他认同董仲舒的看法,周末王道废弛,孔子作《春秋》以寄托王道之意,为此,他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提出了“《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在司马迁看来,《春秋》之长在于“治人”,在于防患于未然。从大的方面来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确立了一套政治之原则,如“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拨乱反正”;从小的方面说,《春秋》“下辨人事之纪”,在具体政治情势下可以起到在辨别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犹豫的效果。

《春秋》作为“礼仪之大宗”,相对于直接刑罚来说,是一种事前之规范,具有防微杜渐、曲突徙薪的意义,可将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故而《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学”,又是士人的“经世之学”。

读经札记:《春秋》经世(一)

《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学”,又是士人的“经世之学”(资料图 图源网络)

正是因为如此。《春秋》以及《公羊传》的解释在西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士人位列公卿者大多以《春秋》起家,朝廷大政方针的出台和调整经常需要从《春秋》上找到依据,如汉武帝出击匈奴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春秋》对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肯定。同时,一些政治敏锐的狱吏在断案经常借助于《春秋》经义,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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