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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

[摘要]儒家需要道家,仁义需要自然,符合自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同样,道家也需要儒家,自然也有需要仁义,包含了仁义的自然才是有温度的自然,结合了儒家的道家才能表现出济世的情怀。

文/ 梁涛

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儒学在遭受毁灭性打击,几乎被铲除殆尽之后,又一阳来复,顽强挺过那段屈辱的时光,再度呈现复兴之势,以致出现“儒学热”。当儒学处于低潮时,我们敬佩那些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出卖良知的人,如梁漱溟先生,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儒者“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独立人格和大丈夫精神。那么今天儒学研究处于高潮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杜维明先生强调,儒学首先应自我反省和批判,只有经过反省和批判,重新确立自己的根基,儒学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新生,迎来又一次的复兴。我觉得杜先生的看法很有价值和意义。

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

儒学首先应自我反省和批判(资料图 图源网络)

儒学的反省和批判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儒道对话,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儒家完成自我反省和理论重建。我们知道,孔子当年雄心勃勃踏上政治舞台,开始社会、人生的探索,创立儒家学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老子,他“适周”,去了当时的首都今天的洛阳,向身为“守藏室之史”的老子请教去了。二人围绕周礼有一段对话,虽然话不投机,甚至老子对孔子有所批评,但孔子依然感叹“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见《史记·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最近两年,我经常讲到:一部中国哲学史要从孔子问礼于老子讲起,孔子何所问?老子何所答?这是理解中国哲学的关键。读懂了孔老对话,也就读懂了一部中国哲学。然而遗憾的是,司马迁对这场重要对话的记载并不让人满意,他更多停留在人情世故、处事原则上,从这个角度展开叙述。毕竟,司马迁只是一个史学家,是无法深入到两位哲人的思想深处的。不过我想,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孔子、老子的核心理念和思想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建或者说再现孔老之间的对话。

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什么?仁义。道家的核心概念是什么?自然。仁义如何理解?孔子的仁既指成己,也指爱人,通过成己达到爱人。从消极的方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从积极的方面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虽是儒学的基本义理,但推敲起来仍有不少问题。例如,这里的“己”如何理解?是个体之“己”,还是普遍之“己”?如果是普遍之“己”,那么又如何达到这种普遍的认识呢?如果说孔子当年生活在一个礼俗的社会,价值相对单一,容易形成共识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多元社会,问题要复杂的多。你想要的,也是别人想要的吗?你所追求、实现的,为什么也要求别人追求和实现呢?当年“夫人以仁发明此道”,就是有鉴于周文疲敝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希望以仁释礼,为礼重新寻找内在的价值根据,这当然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确立其在文化史中的地位也在于此。但老子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爱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控制、专断,所以只讲仁爱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符合自然,所以他的核心概念是自然。自然如何理解?刘笑敢教授说是自己如此,我认为自然实际包含了两层含义:自己如此和任其如此。任其如此是道和圣人的品德,自己如此是万物和百姓状态;道、圣人的任其如此,成就了万物、百姓的自己如此;前者是任其自然,后者是自然而然,二者构成自然的完整内涵。有人说老子、道家反对仁义,不讲爱,恐怕不符合事实。老子讲“我有三宝”(《老子》67章),第一宝就是慈,慈不就是爱吗?老子用慈不用爱,就是要避开人们对爱的狭隘理解,强调要符合自然地爱,自然而然地爱。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5章),天地生养万物,岂能不仁?惟其不控制、不操纵也。故在老子看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剔除或否定了占有、主宰、控制欲望的才是真正的德、真正的爱。所以道、天地并非没有仁、没有爱,它们生育万物、养育万物,其实都是仁,都是爱。只是它们又不居功、不自傲,不主宰、不控制,不加干涉,顺其自然,尊重万物的特点与个体之“己”。圣人效法天地与道,自然应以天道的方式去仁、去爱。套用老子的表达,不仁而无不仁,无爱而无不爱。正因为不爱——控制、占有的爱,所以万物才得其爱,正因为不仁——干涉、操纵的仁,所以百姓才得其仁。理解了仁义与自然的分歧和不同,我们便可对孔老对话做出分析和判断。孔子想以仁释礼,通过“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重建礼乐秩序,突出的是君子的担当和责任,故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子担心的是,如此建立起来的礼乐秩序是否自然?是否考虑或尊重了百姓的个体之“己”?孔子的理想固然高远,气魄固然宏大,勇气固然可嘉,但这种理想、气魄和勇气背后是否蕴含着一种独断呢?是否会强人所难而不宽容呢?解读孔老对话,恐怕要从这里去思考。

孔老对话与儒学反思

希望通过自然、无为做出适当的矫正(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老当年的不同选择决定了儒、道不同的价值取向,儒家积极入世,富有理想,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常常以圣贤自居,居高临下地去安人、安百姓。道家清醒冷静,富有智慧,更多关注的是文明发展的负面后果,对仁义道德保持高度警惕,希望通过自然、无为做出适当的矫正。老子、道家也不是不讲爱,而是警惕人们以爱的名义滑向专制和独断。所以,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与道家的任其如此,表面上似乎是相互对立,实际上却构成相互补充和完善,儒家可以通过与道家的对话完成自我的反省和批判,反之亦然。我们读过张载的四句教: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读到这段文字时,很多人都会热血沸腾,充满了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它对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做了完美的表达。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站在道家的立场,以上内容其实是值得检讨和反省的。例如,你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为“生民立命”?有学者考证说张载原话是“为生民立道”。但不论是“立命”还是“立道”,都是我来确立民众的命,规定其生命的意义。孟子说过,“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但这是对个体、自己而言,我确立对于命运的态度。张载将其扩展到民众,是否有过分膨胀、自大的嫌疑呢?其实历史上有儒家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反思的,就是王夫之。王夫之写过《张子正蒙注》,自称“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说明他对张载的学说十分认同,并心向往之的。但王夫之也写过《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著作,受到道家的影响,正是在与道家的对话中,使其对张载式的儒家信念提出反省甚至挑战。王夫之的看法,至今读来仍觉精辟:“自圣自贤,必将临人。”如果总是以圣贤自居,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支配欲、控制欲。“谓民之生死在我,则贼其民。”如果自认为可以控制、主宰民众的命运,实际就是在残害民。王夫之的逻辑是,“民未尝不自知爱也,而乌用我爱?”老百姓都知道爱护自己,不一定需要你去爱护。“物之自治,天之道也。”真正的爱护是让百姓能够自治、自理,这才是最好的爱护,是符合天道的。所以,“帝王之道,止于无伤而已”。统治者不要伤害百姓,给老百姓发展的空间,让其自治、自爱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去关心民、爱护民,更不必为其立命了。王夫之是一位真正的儒者,但他却有自我反省、批判的精神,这种批判的精神就是来自于道家,是他与道家的对话中获得的。所以,儒家需要道家,仁义需要自然,符合自然的仁义才是真正的仁义。同样,道家也需要儒家,自然也有需要仁义,包含了仁义的自然才是有温度的自然,结合了儒家的道家才能表现出济世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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