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教授讲礼乐人生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是礼

[摘要]钱穆、梁启超乃至曾国藩、顾炎武、欧阳修、司马光都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个字,就是“礼”字。

主讲人:著名礼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先生

明德讲堂第四期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

彭林:各位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做客腾讯网,所以一进来到处看到都特别新鲜。首先非常感谢诸位抽出宝贵的时间坐在这里,跟我就“礼乐人生”这样一个话题来做交流。

这个“礼乐人生”是我的第一本讲演集的书名,当时中华书局出的。这四个字是从钱先生的一篇讲话——他的题目那里直接就借过来的。所以,我一开头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钱先生论“礼”。

我有一种感觉,咱们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弘扬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什么是最值得来弘扬的?这看法很乱,我常常用一个词叫气场很乱。那么一种像张艺谋,08年奥运之前他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我不同意这看法,哪有这种文化?每一种文化都一分为二的,不能随便一勺都是精华,那还了得?就是说这个民族几千年从来没有错误没有瑕疵,这个怎么可能?把什么东西都说成是精华,这不对的。

我研究礼是由于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原因,就是1986年我考上博士,这博士论文做什么?那么这个题目有两种,一种是自选,一种是老师指定。当时我导师就指定我,你把《周礼》做做。大家知道儒家经典《十三经》里边有一部叫《周礼》。老师亲自点的,师命难违,我就开始花了三年的时间来研究《周礼》。研究的结果,觉得这本书就像孙诒让讲的“体大思精,宏纤毕贯”,结构非常宏大,思虑非常地精深,有宏观的,有那种纤小的。这本书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兴趣。

那么博士论文做完了,其实说老实话,我当时对于礼的认识,应该说现在回过头去看还是比较肤浅。这个礼对于我们人生、对于我们社会,它这个意义究竟何在?那么后来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做《仪礼》,每天就读一卷,每天读一卷,给自己规定一个进度。读完一遍之后,觉得还不行,这书太难读了,再读一遍,再加标点,后来一个出版社要——那个时候《仪礼》读的人很少——说你能不能做个翻译。那个时候也就看作,这是给自己一个压力去做。

那么再到后来郭店楚简出来了,这时候开始读《礼记》,郭店楚简和《礼记》的关系非常密切。于是乎我这一二十年做的经典主要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但这个时候还是主要的精力放在哪?这书读不懂,这书太难读,所以首先要把它的意思搞清楚,这个书说什么,这是一件相当相当废力气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个学术环境越来越宽松,许多我们以前不了解的这些海外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就开始大量地在内地被重版。这个中间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在我们近代史学界的地位,如果是把史学界比作群山,那么他就是里边的泰山;如果把林林总总的学者比作是星星,那么他是里边的北斗,叫“泰斗”。那么他跟梁先生——梁启超先生写过一个《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么钱先生在他之后又写了一本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显然他不满意梁先生的书。以前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梁先生这本书在大家心目当中地位是非常高非常高。那么到后来我们读了钱先生的书之后才发现,这两个书它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么由这个地方就引起兴趣,再去读钱先生的其他书,后来才发现,钱先生的史学的修养我们望尘莫及。所以以前有一个学者叫章学诚,说我们一个史学家有四个最重要的要求,叫做才、学、识、德,道德的德。那么这个里面除了史才、史学、史德之外,我老师就讲最重要的是史识——眼光,读大家都读的书要说出大家都说不出来的话,那么钱先生他的著作几乎随处可见这种东西。那么其中我特别注意他对这个“礼”怎么评价,后来读完以后非常兴奋,我觉得礼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没有一个人说得比他深刻,比他清楚。

去年我到台湾去做客座,台湾的中正大学特地安排了一场叫做“礼学工作坊”,就把台湾一些做礼学的同行全部请来了,开了整整一天的会,让我做第一场讲演。我报告的题目就是钱宾四——我不应该叫他钱穆的,这直呼其名是很失礼,应该称他的字——《钱宾四先生论礼的三篇文章》。

这个里面,我提到这样三篇文章。第一篇就是1948年到1949年之际,中国大陆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那么中国向何处去,不同的党派、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学派,都在试图要给中国指一条路。那么钱先生当时身体不好,他回到家乡太湖之滨休息,一边休息一边思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较一些最重要的点,他开始写文章。那么他一共写了三十篇,这三十篇文章后来结集成为一本书,叫做《湖上闲思录》,这本书现在很容易得到。那么里面就有一篇叫做《礼与法》。因为梁任公,就是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是重礼治,西方是重法治,也就是说他把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比,比到最后更拿出一个核心词:西方是法,中国是礼。

那么钱先生非常赞同梁先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光是梁先生,我们再往前曾国藩、顾炎武、欧阳修、司马光都是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个字,是“礼”字。钱先生说梁先生的这个以中国的礼字与西方的法字相对,他说“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就是他把中国文化归结为一个礼,说到根上了,西方是重法,我们是重礼,说到根上了。那么礼跟法两个东西哪个好呢?我建议大家回去以后去找找《湖上闲思录》里面的《礼与法》,他那个两个东西评下来他的看法几乎都是礼好,这法不是最好的,礼才是一种更高明的治国的理念。

那么这个读完以后,我觉得耳目一新。许许多多做礼的人一遇到做法的人就怂了,不敢坚持,钱先生那个年代是全盘西化非常厉害的。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他在北大的时候,北大西化很厉害。他穿一身中装,胡适看到他,挖苦他:“哎呦!你穿这么一身,你代表中国文化?”那么他正色回答:“是的!”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里面,敢这么说的人不多的。而且他敢于正面的把两个东西进行比较,时间关系这里我就不细说。这是他的第一篇,叫《礼与法》。(主讲人:著名礼学家 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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