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对日本有本质影响

道学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孙亦平2015-06-18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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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亦平

若谈到日本道教研究就必定会提到福永光司。

福永光司(ふくながみつじ,1918-2001)作为当代日本道教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他出版了一系列观点独特、内容精彩的道教研究著作,而且还在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在中日文化视野下,围绕着道教与日本思想文化而展开。

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对日本有本质影响

福永光司(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从实证主义出发,通过对中日古典文献的爬梳剔抉,以历史叙述与文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道教对日本的神道信仰、天皇制度、哲学思想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这既触发了日本人对自己国家起源于神代历史和“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的神圣感情,也推动了中国人对道教在东亚社会影响力的思考,同时还引导了西方学者对道教在东亚传播的看法。

福永光司与道教之缘:童年记忆和从军经历

福永光司曾任东京大学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关西大学教授、北九州大学教授等职,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与宗教的研究,尤其是在道家和道教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福永光司之所以进入道教研究领域,似与他早年生活经历中“所具有的先验性根源主要在两个地方”密切相关:一是他度过幼年、少年时光的家乡北九州中津,二是二战末期到战后度过苦难从军生涯的中国。

福永光司是北九州大分县中津市人。中津市面向大海,境内多山,绿树葱茏,气候温和,自古被称为“丰国”,据说是古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约157-247年)建国的地方。此地神社佛寺林立,长期以来流行着祈天神、拜灶神、祛旱魃、求雨术等类似于中国道教的信仰与风俗。福永光司就是在这种宗教文化氛围中长大的。

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对日本有本质影响

卑弥呼女王(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42年,福永光司从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毕业,不久就作为南下支那派遣军师团副官随军转战太平洋地区,后来到中国广东。在这个古代称为“百越”的地方,他深入少数民族居住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习俗,了解中国民间宗教的原生态。在残酷的战争中,时刻面临着死亡威胁,而福永光司有空就诵读随身携带的《庄子》,以此来缓解紧张情绪,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最后他在中国广东迎来了二战的结束,重返日本。

一个人年轻时所经历的生存性体验往往会影响他一生的事业发展。退伍后,福永光司先去京都大学文化研究所读了两年研究生,毕业后又去大阪府立北野高等学校、爱知艺术大学(现爱知教育大学)任教。1961年,福永光司返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将“京都学派”的学术倾向与治学方法贯穿到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

“从先秦时代的‘道家’,到魏晋以后‘道教’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60年代,福永光司陆续将《庄子》《老子》译成日文。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文本的理解和再创作的过程,福永光司曾表达自己的翻译理念:“既然要把玄而又玄,难以把握的《老子》文章,用书面语言表现出来,把其混沌逻辑分明地加以译解,就要遵从书面语言的‘自然性’,尽可能正确地解读《老子》的文章。”此后,福永光司陆续撰写了一批研究老庄道家的论文,不仅提出庄子是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者等新颖观点,而且还提出“从先秦时代的‘道家’,到魏晋以后‘道教’的演变,是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

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对日本有本质影响

福永光司家乡:北九州大分县(资料图 图源网络)

由此,他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老庄道家的影响问题,如《关于王充思想——王充和老庄思想》着重探讨王充思想与道家的联系;《僧肇与老庄思想》则研究老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后来,福永光司又将研究视线转向了具有老庄风骨的魏晋玄学,从1958至1970年,他在《东方学报》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阮籍における惧れと慰め——阮籍の生活と思想》、《谢灵运の思想》、《嵇康における自我の问题——嵇康の生活と思想》、《陶渊明の“真”について——陶渊明の思想とその周边》、《郭象の〈莊子注〉と向秀の〈莊子注〉——郭象盜窃説についての疑问》、《〈大人赋〉の思想的系谱——籍赋の文学と老庄の哲学》等数十篇论文,几乎涉及所有重要的玄学家。这些研究玄学的成果既体现了福永光司对老庄道家影响的理解,也为其后的道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道教之初,福永光司既要面对那种认为道教是“属于脱离实际理论的异端”因而没有研究价值的看法,也要面对日本学者长期以来有关“道教与日本”的争论。

争论的源起是因被誉为20世纪日本“最大的东洋学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提出“道教作为思想是浅薄的、基本上不值得注意的,但它在社会中逐渐取得势力,又不是无意义的”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中国民族宗教而形成的道教,没有以宗教的形式传入日本,不过,与之相关的一些书籍或知识无疑被输入了”。因此,在日本可以看到道教的某些因素,例如“天皇的尊称”就是“来自道教的有关的书籍”,“神道”这样的词汇也是从道教中借用。但道教(某些因素)的传入,既没有在日本形成一种能够主导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信仰,也没有产生像佛教与儒学那样的文化影响。

而另一方以黑板胜美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至迟在奈良、平安时期,中国道教的经典、长生信仰、鬼神信仰、方术、科仪等就大量传入日本,对古代日本的政治、宗教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学者道外论道之原因:民族主义思想与佛学僧之影响。

为什么这些对道教进行拓荒性研究的日本学者大多“道外论道”,有时还对道教往往抱有“傲慢与偏见”,且评价较低呢?福永光司在《日本の古代史と中国の道教——以天皇の思想と信仰を中心として》中作了分析:“在日本,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普及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以江户时代本居宣长等人为代表的国粹主义思想家们的观点……另一原因是佛学僧的主张。”

日本道教研究(六):道教对日本有本质影响

津田左右吉(资料图 图源网络)

福永光司指出:“由于国学者和佛学僧们的宣扬,这一神学(指道教哲学)在日本受到普遍的轻视,或说是无视(古有收于奈良时代的葛井广成《经国集》的《对策文》和收于吉备真备《私教类聚》的《仙道不用》论等,今有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与日本》和和辻哲郎《日本精神史研究》等日本文化论为代表)。迄今为止,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们关于日本宗教思想史的研究,仍只专注于佛教,几乎没有学者想对道教神学或教义进行学术性研究,并对其教义与日本古代宗教思想的密切关系进行实证探究。”当国学家和佛学僧把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尊重放到学术研究上,这时所形成的对文化与历史的看法,其实就不是探求事件真实原貌而是一种感情宣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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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blanca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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