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史记之八:不够简单的“成一家之言”

文/凌俊峰

关于“成一家之言”,似乎没有什么好解释的,今天我们常常表达某种观点,就说这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并不一定是一种确定的、成熟的观点,以表示自己的自谦。从这个角度上说,司马迁写史,当然也是他自己的“一家之言”。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细说史记之八:不够简单的“成一家之言”

《史记》(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首先应该知道,这里的“家”,并不指什么一个人的观点,而意味着一大学术流派。考虑到司马家族“世典周史”的地位,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诸学派的总结与批评,这意味着他对诸多学派进行研究后,有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趋势,司马迁自然也如此。他与其父司马谈不同,所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向董仲舒和孔安国学习经学,打下了很深的基础。当然,他不是那种只知守章句,袭旧说的腐儒,他要做的是把著史和自己的家学结合起来,故他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又是那“五百年”,孟子曾经说过,他要做承继周文王之后的王者,而且是“舍我其谁”,除了他又有谁能担当这样的大任?这样一句话,展现出孟子的大丈夫担当,当然,这也是最直接,毫不谦让的说法。司马迁表达的也很婉转,他说孔子去世已经五百岁了,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承继儒家文脉,整齐六经,为后世立法,这样的一个大任,我哪里敢退让!

的确,当仁不让。古人主动站出来承担一时代大任的意识,实在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好好学习,当我们遇到自己能做,该做的事情时,能有一股冲劲,而不是往后躲,以“谦让”为名,行怯懦之实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更精彩。

还是回到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既然想承继自孔子以来的文脉,整齐先秦与西汉前期的学术成就,他所需要的,不但是在学术上承继儒家学派,还需要对先秦时期灿烂的诸子文化,乃至汉代思想加以整齐、评述。故除了尊崇孔子,将其拔高到“世家”的地位之中,司马迁还为其他思想家立传,如老子、韩非、孟子、荀子、孙子、司马相如……故读《史记》,其实也是在读一部简明的先秦西汉学术史,伟大的哲思穿越千年,透过纸张,正发出璀璨的光芒。

细说史记之八:不够简单的“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司马迁作史,不拘一格,体裁上有许多创新,这同样可以看作是其“一家之言”。如《本纪》部分,就分列《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秦本纪》记述战国大局,《秦始皇本纪》记录秦始皇一扫六合后的统一历史。作为汉代思想家,把和自己为敌的项羽也列入“本纪”,这也是彰显其胆识的一大壮举。当然有些学者认为,项羽在秦汉易代之际是掌握大权的叱咤英雄,实际上就相当于皇帝一样,故列为本纪,也是为统筹其事之便。不管真相如何,司马迁对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的确是多着笔墨,对他的刻画,是相当成功的。《世家》部分,除了列入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之外,还加列秦末首唱义兵的陈胜,这些安排背后都显示出了司马迁的深思熟虑。

开列这些原因,就大概可以简单解释司马迁是如何“成一家之言”的了,但仅仅这么解释,我亦觉得不能够满意,尽管这似乎是当今学界对此的主流解释。这样的学说还是偏于简单,在理论上虽然能够自洽,却缺乏思想深度。以司马迁的学术经历和在当时史学未能成型,附于经学的尴尬地位来说,去谈司马迁呕心沥血著书立说,只是想“开一史学家派”,似乎将史学抬得过高,不符合当时的思想背景。这一疑问,在我读《史记》时,总是萦绕脑海,难以解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苏镇先生近期撰文《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解》,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惑。其文指出,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目的是为其在自序中的“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做注脚,其关注点是《史记》“八书”的内容。

关于“天人之际”,我们已谈过《天官书》,兹不赘,而《平准书》记载汉代经济状况,在汉初经济凋敝背景下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家经济恢复,许多富人积聚财富后为非作歹,奢侈之风、违法之风大盛,这些都影响到了国家安定,司马迁记述前代历史,关注点还是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失败,揭露“物盛则衰”、“陵迟衰微”的现状,对时代政策加以批评。

细说史记之八:不够简单的“成一家之言”

汉太史司马迁祠墓(资料图 图源网络)

证据是什么呢?还在《太史公自序》: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也,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竖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里的引文很长,其要在于明《春秋》之义,最关键一句,即“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要用《春秋》大义去辨别是非,为政治建立一中合乎情理与法理的模式,这是董仲舒的公羊家言,而司马迁所做,正是以《春秋》公羊家的“别嫌疑,明是非”为自己褒贬历史人物的依据。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是孔子为后世立法的作品,其法之要在于拨乱反正,故一言以蔽之,司马迁写史立言,其目的还是隐晦地表达对时政的批评,为汉王朝提供改革弊政的方案。从这个角度上看,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实际上还是立“公羊家之言”,这样的说法缺少了前一种解释带给我们的新意。

将陈先生的观点择要介绍后,我们可以发现,立“公羊家之言”也许才是司马迁真正的“一家之言”,我们今天把司马迁看做史家之创派宗师,但当时其著作还是没能摆脱当时的经学思潮。这也许是历史给我们开的一大玩笑,但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仍不得而知,还是请读者自己去判断吧!(《史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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