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如何制约古代帝王?

儒学资讯光明日报王建光2016-04-19 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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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建光

一般而言,汉武帝之后直到清代末期,儒家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道德的至上性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对它的认同是任何政权取得其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道德规范,儒家的纲常伦理及其价值观的自然延伸,事实上即成为一种与体制相补充的制约帝王的道德力量。

孝顺伦理

在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儒家纲常伦理中,如果说“君臣”能够保证皇权至上的话,那么“父子”则事实上体现了“孝顺”的内涵,是“君臣”价值观的延伸,这一点正是制约皇权的重要价值基础。

对于帝王而言,这种“孝”体现在皇帝对太上皇(当然,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存在太上皇的时间并不多)、太后等的孝顺上。在历史上许多时候,虽然有后宫不得干政的传统,但是当一些问题争议不断、议而不决,或皇帝之所为又明显不合事实或政治伦理、传统价值之时,尤其是涉及选妃立后、太子废立之事,朝臣们往往会搬出太后的力量,以制约帝王。太后之所以能够让固执己见的皇帝改变意见,并采纳朝臣的建议——或者说太后之所以有这样一种让帝王回心转意的力量,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孝”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不论太后是否为皇帝的生母,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如果帝王本人都不能恭敬顺从太后,又何以服天下人心。所以,儒家的孝文化和价值规范即成为一种体制的力量,有着正义的形象,潜在而又有力地稳定着宫廷伦理和萧墙秩序。

儒家伦理如何制约古代帝王?

太后的名分即是最高的道德权威(资料图 图源网络)

圣贤之书

儒家的重要经典,尤其是《尚书》《论语》《周礼》中的言辞语句、观点及其记载的圣贤、廉臣之言行,在许多时候起到了律典的补充作用,对帝王违反政治伦理、突破规范定制之言行进行制约。《周礼》或者其精神,事实上成为所有朝代的共同“宪法”,即所谓“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大臣们都谙熟此道,往往信手拈来,对于规劝制约帝王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明代精于《周礼》的舒芬,曾上疏明武宗,反对皇帝在孝贞皇后崩甫逾月即托言往视山陵而罢沿道兵卫之事,要求武宗“三年之内,当深居不出”(《明史》卷一七九《舒芬传》),此规劝显然是以儒家的基本孝伦理“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为其基础的。在儒家价值坐标中,帝王也不能例外。

儒家伦理如何制约古代帝王?

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资料图 图源网络)

祖制祖训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祖制祖训能够起作用,其背后的精神仍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和价值观,是孝顺思想的自然延伸。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所以逝去先皇的言行往往都是后世的圭臬,后世如果公然推翻或违反先帝的祖训或遗诏,不仅是不孝的,其政治行为也是不道德的,甚至是不合法的,会为政敌、为后世留下不孝之骂名。明代朱元璋留下的不设宰相制度,在后世几代“永为定制”,是法外立规,并成为其继任者的规范。虽然其弊端日显,却不能推翻。对于此类先帝的祖训,到最后只能采用调和、修补或暗度陈仓的办法加以解决。历史上,除非是矛盾已经激化或现实已无出路,否则先皇的遗言、祖制祖训,后代的帝王是很难改变的。

儒家伦理如何制约古代帝王?

春秋之道 奉天而法古(资料图 图源网络)

历史定位

《春秋》成,则“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历史定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武器和价值坐标,所以青史留名也成为制约皇权的重要力量。“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书史者,或记事并作评价,或记事不作评价,虽然会有春秋笔法,虽然有些内容还是会经过修饰、美化,但帝王是昏是明、是否察言纳谏等都可能会在起居录、实录中留下线索,所以对帝王的任性言行也有一定的震慑。文人的野史笔记,对帝王也是一把道德之剑。青史留名,为自己寻找高尚的历史定位,是帝王们极为重视的。对于一个“昏君”的历史定位,绝大部分帝王都是恐惧的。即使是不涉及王权本身的问题,帝王也不得不从之。

儒家伦理如何制约古代帝王?

古之良史也 书法不隐(资料图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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