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正讲《近思录》:中华文明为何能绵延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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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正先生讲《近思录》·导读第三 完整版

一、历史上儒学为何会被边缘化?

在上一集里头,我跟大家讲到,《近思录》就是新儒学的纲领,而且新儒学由于朱熹编纂的《近思录》,他就成为集理学之大成。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朱熹努力的关系,使得儒学摆脱了从汉朝末年以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噩运,重新又成为思潮的主流。也就是说从朱熹编出《近思录》以后,新儒学复兴起来了,也就是儒学第一次复兴起来,变成这些讲道家的、讲佛教的,他不来读新儒学,他就讲不过新儒学这一派。所以说新儒学从那时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思想界主流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从董仲舒以后,儒学第一次取得主导性的地位,因为朱熹的努力又再度取得主导性的地位。而且这一次不仅仅只是在中国而已,也因为朱熹努力的关系,在中国的邻近像朝鲜、越南、日本都深深受到新儒学的熏陶。

在上个世纪,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叫做汤恩比,汤恩比是用什么出名的?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跟别人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大家研究历史常常是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兴衰作为他研究的对象,汤恩比他是属于一种宏观历史的角度,他是以文明作为研究的单位。他研究这个文明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明跟我们个人有点类似,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经过从出生,然后渐渐茁壮,然后渐渐衰老,到最后死亡。他说文明也是要经过这样,从开始兴起,然后走上坡,到达巅峰之后走下坡,到最后就衰亡了。他说其实每个文明跟个人的生命是有点相像的,然后他提出了一种所谓“挑战与回应”的理论,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文明,他都是在面临挑战的情形之下做出适当的回应,他才能够不断地成长、茁壮,到最后因为回应不妥当,就渐渐走向衰亡。

汤恩比在1961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十二卷版的巨著,叫做《历史的研究》。他在这套《历史的研究》里面总共研究了26个文明。他得到一个结论:基本上文明都会经过从开始出现、兴盛、衰落、死亡,他说只有一个文明是例外的,哪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他发现了中华文明本来已经快要衰亡了,但是结果因为中华文明以孔孟思想为基础,成功地吸收了来源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所以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复兴。他说整个人类史上就只有中华文明是例外。

这个所谓中华文明的复兴,也就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成功地吸收了源自印度的大乘佛教”,指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指新儒学的复兴。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前两集里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尤其在上一集里头提到,在东汉末年,由于天下大乱了四百年,在这四百年里面佛教进来了。因为天下动荡不安,在这四百多年里头,整个天下维持统一只有二十年,哪二十年?就是在西晋的时候,把在南边的吴国灭掉了,统一天下了。也就三国分裂的局势结束了,西晋政权从公元280年统一了天下,但是只有20年而已,就爆发了八王之乱,最后造成了五胡十六国的乱局。

那时候因为一般人看到世道无常,很多知识分子都皈依佛教了,而本土的道教也乘势而起,张天师的天师道起来了。这个天师道一出现之后,就变成佛、道两家在争,而儒学就不断地被边缘化,为什么?因为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关系,他很少去谈性、命、天道,等于是把这一块拱手让给佛、道两家。在这种情形之下,儒学就不断被边缘化。

二、儒学为什么能够复兴?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在现实世界里头,在乱世一定是纵横家、兵家、法家当道;但当你天下太平之后,为了希望能够长治久安,自然而然儒学就会复兴。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群雄并起,要逐鹿中原,在这时候靠的是什么?要靠纵横捭阖,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要扩大自己的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这要靠纵横家。等到最后,一定要用武力才能把对方彻底铲平。当你把对方铲平之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用法家。用法家,你不心服,你至少也要表面上臣服。但用法家久了不行的,到最后一定要用儒家,这是在世俗的层面。

在心灵的层面,天下大乱的时候就是佛教最兴盛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要有个依托。佛教就告诉你——你从哪里来,你来世是在哪里?用这样的说法。道教就是跟佛教在这里面互动,所以说儒学就被边缘化出去了。

那我在这里就要告诉大家,佛教跟道教在唐朝差一点点都变成国教。先不要讲唐朝,佛教第一次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国教,就是发生在北魏。那时候北魏早期的这些帝王都非常笃信佛教,还好出现一个北魏孝文帝,他热爱中华文化,所以才没有走向佛教治国的路上去。在唐朝的时候,因为唐朝它开国君主姓李,刚好跟老子李耳是同姓的,所以说在唐朝治理期间,佛、道两个常常在那里争,差一点点变成佛教或道教治国。

像韩愈——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韩愈就是起来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进谏皇帝,说你千万不要去迎佛骨。没有韩愈的话,孟子就不会受到那么大的重视。汤恩比所讲的中华文明会开出第二春,就是因为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了大乘佛教。当然汤恩比他是英国人,他不是很清楚,其实很重要的是——不是吸收大乘佛教而已,也吸收了道教的精华,更重要的是,在原来的儒家经典里面,特别突出了《礼记》的第三十一篇跟第四十二篇,也就是《中庸》、《大学》两篇,以及《易传》十篇的重要性。

朱高正讲《近思录》:导读第三

韩愈(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你看汤恩比他在70年代初,那时候是中国大陆文革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垂垂老矣,他接受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人家问他,他怎么说?他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一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家问他现在中国这么乱,他说:“你不懂。我是研究历史的,我都是看长的,不看短的。”他说中国人有那么久的历史,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很容易从他们过去的历史当中去找借鉴。所以说大家看看,汤因比对中华文化是这么有信心,在中国最倒霉的时候,最乱的时候,他一口咬定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汤恩比他提出了这么一个看法,他说人类26个文明,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因为中华文明有孔孟思想,又能成功地吸收了这种来自于印度的——域外的大乘佛教,所以才能够成就它的这种复兴。

三、亚洲四小龙深受中国新儒学的熏陶

事实上,我们现在好好来回想,过去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苦难,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形呢?大家想想看,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就一落千丈。尤其在甲午战争以后,竟然连日本这个邻国都敢侵略中国。接着又是20世纪刚刚一开始第一年,就碰到八国联军的惨虐。那时候很多人想了很多很多要救亡图存的办法,从最早的洋务运动,后来洋务运动不行,说要变法维新;变法维新不行,说要革命;革命都已经推翻专制创建共和了,还是不行;五四运动突然得出一个结论,原来问题出在文化这个根源上,认为旧文化不行,要新文化,所以就把传统文化讲得一文不值。从那时候读书人基本上不再读线装书。你看线装书,人家还认为你是落后的呢!

因为这样,哪个时候才开始出现变化?要等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也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跟南韩。亚洲四小龙为什么会受到重视?大家要知道,一般来讲,工业的先进国家都是——第一个就是先殖民人家,占领市场,占领殖民地,给它提供非常廉价的物资还有劳动力,然后再把它加工之后,把这些工业产品再卖到殖民地去赚钱。

朱高正讲《近思录》:导读第三

亚洲四小龙(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来看看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最早的,像荷兰,像英国,像比利时,像法国,哪一个不是这样?像德国是后来加入这个行列,日本是不是也是这样?日本因为甲午战争把中国打败之后,从中国得到了二万万三千万两的白银,相当日本国四年半的财政预算,它就可以拿这些来搞它的现代化了。其实日本的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对中国人的欺压上面!

亚洲四小龙很不容易。为什么?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没有去侵略别的国家,没有去控制别人家的殖民地来做它的市场,它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完成原始积累。到80年代,就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会出现亚洲四小龙?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发现亚洲四小龙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特色在哪里?浓缩地讲,亚洲四小龙之所以能够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深受中国新儒学的熏陶。

四、中国人文化中三大强大基因:勤俭、家庭和教育

中国新儒学的熏陶表现在哪里?第一个,最重要的叫“家庭的观念”。中国是世界各民族里面最重视家庭的民族,像我们中国人家族的称谓是最完善的。像英国人,或一般的欧洲人,那个称谓简直是不文明,怎么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英文里面,像cousin,光一个cousin,就把你同一辈的亲戚全部都包含在里头了。反正堂、表兄弟姐妹——只要跟你是同辈的,不管你是爸爸这一边的亲戚,还是妈妈那一边的亲戚;不管你是年纪比我大,还是年纪比我小;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统统叫做cousin,荒唐不荒唐?我们如果用中国人称谓说他是我姑表哥哥,一听到姑表哥哥,不用讲,一定是爸爸的姐妹的小孩,是男的,而且年纪比我们大,那个才叫姑表哥哥。你如果说这是我的姨表妹妹,那很简单,一定是妈妈的姐妹的小孩,而且是女的,年纪比我们小,对不对?你说他是我堂哥,那不用讲,一定是爸爸的兄弟所生的儿子,年纪比我们高的。这个在欧美完全分不出来,就只讲cousin而已。

中国人是最重视家族观念的,没有家就没有儒学。我在这儿要问大家,儒学表现在哪里?我们一般来讲叫“天地君亲师”,对不对?亲,天地,“君”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一样,“师”也像我们的亲长一样。所以说中国人是最重视家族观念。

那重视家族观念会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很重要的一点,他有勤俭的美德。什么叫勤俭的美德?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像印尼。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占人口不到4%,但却操控了40%以上的经济。为什么这样?大家去查一查,印尼的华侨的祖先大部分都来自福建。

在东南亚的华侨主要就是来自广东、福建,还有浙江——沿海。就是因为天下承平日久,天下太平,人口就繁衍多——以前我们是以农立国,土地一直分,三五代以后,大家分到的土地不够吃,不够吃怎么办?没办法,只好漂洋下南洋去了,那他们到南洋去干嘛?第一个工作一定是在码头当搬运工,当几年之后,剩下一点钱——华侨都这样起家的——就经营杂货店。因为在南洋,靠近赤道,很热。当地的人都很懒,他们没有春夏秋冬的,太阳都是固定七点十几分才出现,当他们口袋还有钱、有得吃的时候他不会去工作,一定要等到没得吃了他才愿意工作。我们华侨到那里去怎么做?我就先做杂货店。我做杂货店,光靠卖一个冰激凌,有八毛的有五毛的,每一支冰激凌才赚一毛钱、半毛钱,你叫当地的土著他不干这种活,太累了!将来变成杂货店,卖五金行,动不动就是上千种的货品,而且每个货品价格都不一样,而且赚都只赚一点点,这叫他们当地土著不干的,但是我们华人刻苦耐劳。当地的土著没钱,要来买东西,没关系,让你赊。赊久了怎么办?就割一块土地给你,割一块土地给你,两代、三代以后土地都变成华人的了,华人就是这样起来的。

因为我们有受到孔孟儒学的熏陶,大家都养成节俭的习惯,勤奋又节俭。华人的勤奋那是没话讲,节俭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世界第一!中国人的储蓄力全世界第一。你去美国看看,美国失业的白领阶级多可怜,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白领阶级都是用信用卡,都预支的,当他一没有收入之后,比一般人还要可怜的,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你说我们中国人,不要说三个月没工作,三年没工作也没问题,干嘛?回家嘛!大家都还有一点老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春夏秋冬。我们懂得春夏秋冬,就知道冬天是不可能生产的,你一定要节省一些来过冬用的。你以为中华民族这六七千年来是白活的?不是白活的!这些都变成我们一个基因了。

朱高正讲《近思录》:导读第三

中国人勤俭治家(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们因为勤俭、重视家族的观念、重视子女的教育。中国人多重视子女的教育呀!一般的父母,只要小孩能读多高,力所能及,一定要让他读多高,这是中国人哪!你看看,在二三十年前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在山沟沟里头,那么穷困,整个村子栽培一个尖子,这种故事有多少?多感人!这个你要到非洲、到东南亚去找,找不到的,没有人重视教育。所以说儒学本身就重视什么事情?儒学重视家庭价值,儒学最重视教育。如果儒学不重视教育的话,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怎么会被推尊为万世师表呢?为什么在《论语》开篇第一章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所以学是最重要的。

讲句实话,我们同样都是人,中国人不是比较聪明?不是,因为我们受到孔孟思想的熏陶,受到儒学的熏陶,所以就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看看,本来在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下来,大家都认为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发现,原来传统文化还是我们振兴的一个资本。到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中国这条超级大龙起来了,大家恍然大悟!

我们是不是借着儒家的思想,大家真的是非常地勤俭、刻苦、耐劳,没有侵略别人,慢慢把自己积累起来?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可预见的未来,马上就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说我们不用急。

五、中华文明完全有可能开创出第三周期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在这儿就要跟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了,也就汤恩比提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儒学本来在隋唐的时候,已经都快要淹没掉了,但是它却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了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熔铸而成,造成中华文明的复兴。

我现在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有一位也是搞宏观历史研究的雷海宗教授,他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中华文明有第一周期,新儒学出来之后就是第二周期。他在问一个问题,中华文明可不可能开创出第三周期?就我们今天来讲,什么叫做中华文明开创出第三周期?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以新儒学为基础——什么叫新儒学?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是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凸显《大学》、《中庸》还有《易传》的重要性,用这样来弥补孔子不谈怪力乱神,孔子很少去讲性、命、天道的这种缺憾,而且又吸收了佛道两家的长处,熔铸而成,这叫新儒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不可能以“孔、孟、程、朱”这一个传统文化的主干,吸收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工业文明这些东西,把它重新熔铸到我们新的传统里头来开创出第三文明?从最近这20年的发展来看,显然这一种期待是完全可能的。大家看看,我们现在不就是随着经济上的成就,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吗?而且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讲王道,跟西方讲那种霸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朱高正讲《近思录》:导读第三

雷海宗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我在这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在《资治通鉴》里面就有一段谈到汉朝去征服楼兰的事情,当初汉朝的使节用了诡计,被司马光批评。司马光认为堂堂的汉朝怎么可以使用诡计,言而无信,来骗少数民族呢?同样的道理,司马光也批评了唐朝。唐朝那时候为了维州的事情,在维州的时候收纳了吐蕃的叛将,这个也有违国际道义。我就举这几个例子给大家看,按照《大学》来讲,我们一定要光明磊落,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贯的道理。你怎么对自己,你就怎么对别人,你对少数民族也要像对自己一样,你不能另立标准啊!但是现代的西方,大家常常讲外交就是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我告诉大家,如果人跟人在交往,说我跟你在交往是以维护我的最大利益为准则,可以这样吗?我想大家都对孔子、孟子都已经熟悉了,孔子早就讲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不对?《孟子》开篇第一章就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所以说,事实上在孔孟那里,义利已经分得很清楚。不是说不可以逐利——追求利益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点——不能背义求利,不能见利忘义。“义”永远优先于“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竟然美国人都公开讲,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问大家,如果每个国家都说维护他的国家利益最重要,其结果是怎么样?其结果就是“强凌弱,众暴寡”。

其实欧洲本来也不是这么野蛮的。我们来看看,国际法之父,就是Hugo Grotius,格劳秀斯。格劳秀斯在他的《战争与和平法》里面讲的很清楚,说国与国之间一定都要服从自然法,国家只能在不违背自然法的条件之下,才能去追求国家的利益。但是现在是这样的吗?现在大家竟然不考虑自然法,只考虑到维护、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孟子早就讲了,每个人如果心中只有利没有义,只有私没有公,天下不乱都难。所以说现在的国际秩序会这么乱,需不需要我们中国的儒学思想来调整调整它呢?我认为是需要的。

这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挣脱了贫困了,我们现在更重要的,大家渐渐在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我们现在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归根究底到最后,如果没有文化自信何来理论自信,何来制度自信,何来道路自信?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期待怎么样以孔、孟、程、朱这个传统文化的骨干,来吸收西方的,包括但不限于基督教文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还有社会主义的文明,把这些都吸收到跟我们的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一点的话,事实上现在证明,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在方方面面都走出来了,现在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一股文化自信。

雷海宗先生在七十多年前所期待的,中华文明可不可能开出第三个周期?我们有没有能力开创出第三个周期?你要开创第三个周期,它的前提是什么?你总要把我们的文化大根大本,也就是儒家、新儒学都有点了解,然后面对世界的形势,知道有所借鉴、有所取舍,然后基于“天下一家,万物与我是一体”的理念,然后为一个更公义、更合理的世界秩序,来重新提出一个游戏规则出来。

如果我们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花最少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那就是从《近思录》着手。因为《近思录》就是一代儒学宗师朱熹,他把北宋四位大儒,除了邵雍以外——周敦颐,两位程夫子跟张载——这四位大儒把《四书》、《五经》都融会贯通以后,都消化了,然后从他们的十四部代表性著作里面摘录了622条,编成十四卷。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就随便以对科举制度的态度为例,有人曾用微观的角度来研究,在《二程遗书》里面讲到科举的有一百多条,但讲来讲去就离不开朱熹所提出来这三条。可见,大家一出手就知出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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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eiwe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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