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文/章继光

在一部风云迭起的近代史上,曾国藩与梁启超是两位接踵而起、引人瞩目的人物。两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为旧制度与纲常名教的维护者,位高权重的理学名臣;一为变法维新的志士与启蒙思想家。但梁启超对曾氏非但无一贬语,而且评价极高。他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1)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病逝于金陵两江督署。次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8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茶坑乡。曾氏的逝世与梁氏的出生本属不相关的两件事,但梁本人却以此做起文章来。他在1902年所写的《三十自述》中说:“余生于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2)梁氏为什么特别突出这一点?在梁氏看来,曾国藩的去世是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晚清王朝一场短暂中兴之梦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一个风云多变时代的开始。在历史发展观上,梁启超是深信英雄人物的作用的。他认为时势可造就英雄,而英雄亦可造就时势。他说“意大利当罗马久亡,教皇猖披,奥国干涉,岌岌不可终日之时,而始有嘉富尔;普鲁士当日尔曼列国散漫极弱,见制法人,国体全失之时,而始有俾斯麦;美利坚当受英压制,民不聊生之时,而始有华盛顿。然则,人特患不英不雄耳,果为英雄,则时势之艰难危险何有焉?”(3)面对列强侵凌、国势日蹙的状况,梁启超深为忧虑,当此历史转折的关头,于是他便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沉重立命感。梁启超写作《三十自述》一文,正值戊戌变法失败后4年,本人亡命东瀛之际。他在具有人生里程碑意义的《三十自述》中述说自己经历的人生忧患,倾吐内心淤塞的苦闷与悲哀的同时,对曾国藩这位前代政治家流露出的怀念之情,使人感到他对曾氏的景仰之深。梁氏此种情怀随着时间的增长,阅历的丰富而与日俱增。从他青年时代发表的文章(如《新民说》),直至晚年的谈话(如《北海谈话录》)都明显体现出这一点。

梁启超评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梁启超与曾国藩(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觉世启蒙自命的梁启超,为什么会始终如一的对曾国藩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问题乍看令人费解,但结合梁氏新民变革社会的思想便不难回答了。

首先,这种评价是要引起国人对改善与提高道德素质的重视,达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凌下,在西方社会思想的影响下,国内有志之士变革社会的愿望日益强烈,但国人积弱不振的精神状况,官僚机构中腐败不堪的道德风气,极大地阻碍着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梁启超看来,重建国人的道德观念与人生信仰,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成功首先得力于他的修身克己之功。他说:“在中国近世,勋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励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4)他高度重视曾氏严于律己、持之以恒的修养工夫,说:“曾文正生雍、乾后,举国风气之坏,几达极点,而与罗罗山诸子,独能讲举世不讲之学,以道自任,卒乃排万险冒万难以成功名。”(5)又说:“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填日记数条,书数页……自流俗之人观之,岂不以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6)

梁启超认为,曾氏不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而且善于推己及人,“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7)他说“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地约束自己……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8)

梁启超评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曾氏不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而且善于推己及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第二,梁氏这种评价旨在鼓动青年肩负起救国的责任,并脚踏实地的努力行动。

如前所述,曾国藩虽然一生致力于修身,但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高谈性理的理学家、道德家。曾氏追求“立德”是为了“立功”;他讲求“内圣”之学,是为了推行“外王”之道;他致力于心性修养,是为了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即“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为此,曾国藩十分重视知行的统一,强调“力行”,说:“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9),“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10)。可以说,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最后落脚在一个“行”字上。是“力行”的信念使他作为一介儒生自觉地奔赴血与火的战场,从事于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卫道事业。梁启超对曾氏这种“因困而知,而勉而行”的力行精神十分钦佩。他说,曾国藩“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勇猛精进,坚苦卓绝。”曾氏一生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11)。他认为,中国要变革社会风气,实现改良政治、救亡图强的目的,十分需要曾氏当年的“力行”精神。他强调,要将救国的理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行动。“人生于天地之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12)他替那些对变革旧中国持旁观态度的各类人物的嘴脸一一作出勾画,指出他们“或为不知责任之人,或为不行责任之人”,批评他们“知而不行,与不知等尔”(13)。梁启超对当时国人道德水准的沉落无比痛心,对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无比愤恨。他寄望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激励他们以曾国藩等中外政治家为榜样,树立坚定的道德操守,以卓厉风发的精神行动起来,肩负起改造旧中国的重任。他满怀期望地说:“使举国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中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4)

第三,梁氏这种评价旨在勉励国人树立坚定的目标,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实现变革中国的理想。

曾国藩从1853年帮办团练,至1864年攻克天京,在与太平军长达11年的军事较量中,历尽挫折,备尝艰辛。他初次出师即接连兵败岳州、靖港,后来在湖口受挫,数次处于绝境,本人几至被俘。在金陵决战中,面对太平军的顽强抵抗,加之疾疫流行,湘军伤亡惨重,曾国藩胆战心惊,旦夕彷徨,寝不安席,但最终赢得了胜利。这固然有对手方面致命的原因,但梁启超认为,曾氏制胜的主观原因不容忽视,这就是在他与太平军较量中坚韧不拔的毅力。梁氏说,天下古今成败莽然不一,“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15)他认为希望多与失望相随,人在失望之时,决不能绝望,要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唯毅力。”(16)因此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唯毅力唯足恃”。(17)他指出曾国藩苦心经营衡州水师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至芜湖,下至上海,无营不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城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18)故此,梁启超充满感慨和钦佩地说,“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得救矣。”“吾党欲澄清天下,文正之书不可不一日三复也”。(19)

梁启超此番感发正是他流亡日本之时。在此前几年,轰动全国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梁启超本人与康有为逃亡海外。此时,他痛定思痛,重温曾国藩的成功之路,旨在以曾氏坚忍不拔的毅力自勉,并鼓励“吾党之真有志于天下事者”,战胜失败后的沮丧情绪,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逆境中看到希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肩起民族救亡的重任,实现变革中国社会的理想。

梁启超评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在黑暗中看到光明 在逆境中看到希望(资料图 图源网络)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揭示出历史研究的当代特征。德国学者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特征形成的原因。他指出,对历史的理解与阐释,受理解者、阐释者本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与历史地位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所谓理解就是从被理解的东西译解成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一切理解与阐释中,都含有阐释者本人经验结构。梁启超对曾氏的评论,也自然包含着他本人的经验结构,这主要是指梁氏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感受与认识,他从事变法维新的斗争经历,他进步的社会政治观、伦理观以及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的与传统史学观所不同的新史学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新史学观是他整个启蒙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新史学》中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20)故他倡导“新史学”破除旧史学,目的在激励起国人的“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之时势而立于万国”(21)。

在梁氏之前,对曾国藩的评论不可谓不多,但一般人仅仅停留于“理学名臣”的评价。清朝被推翻后,则有人持“排满说”,指斥曾为汉奸。这两种看法,前者肤浅、陈旧,后者偏执、迂阔。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论超越于这两种观点之上,他既不是将曾氏仅仅作为一个效忠清廷的卫道者看待,更不是将他作为一个民族罪人看待;在梁启超眼中,曾氏是一个转移风气、改变历史的英雄人物。他从曾氏故往的“陈迹”中看到了“今务”,从历史“事实”中看到了今天的“理想”。他实际上是通过评论曾国藩而呼唤着时代的变革者。由于梁启超结合中国救亡图强的实际,用先进的社会史观对曾氏其人作出了新的阐释,因而表现出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与历史学家的一种深邃而宏阔的眼光;同时也推动国人对曾国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对梁启超这种借鉴传统的阐释方法我们并不陌生。

一般来说,出于对近代文明的追求,对封建专制的反感,梁启超在理性上对中国旧有传统一度有所疏离,在戊戌变法前后及这以后的十多年中尤为突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爱国思想以及所受传统教育的深厚影响,他对旧的传统在感情上又保持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种情况,使得梁氏往往通过对传统的阐释来达到宣传改造社会舆论的目的。梁启超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类“圣人”、“英雄”从不带有一种宗教式的盲目崇拜。在他看来,人们之所以需要遗产,之所以推崇历史上的英雄,是因为他们在变革中国的事业中能起到借鉴的作用;是出于对他们“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感动与钦佩;(22)英雄留给今人的不是他们永恒不变的功业,而是他们的英雄行为和精神;变动不居、向前发展的历史,需要后人不断创造新的成果,建立新的功业。如梁启超对孔子的评价,固然把他看成一位了不起的古代“圣贤”与“豪杰”,但他同时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彼盖有立于尧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无复有孔子者也。”(23)所以他竭力反对“保教以尊孔”的腐儒之谈,说:“孔子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24)这与他对曾国藩的评论可以说具同一之用心。只不过,由于梁启超与孔子相距时代遥远,而与曾氏更为接近,故梁氏在对后者的评论中表现出的热情特别浓烈,对于国人,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精神上产生的震荡,带来的鼓舞也更有力。在近代新思潮的影响与推动下,以变革世界为己任的青年毛泽东宣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25)就是明显的一例。

梁启超评曾国藩: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

曾文正公(资料图 图源网络)

注释:

(1)(6)(7)(11)《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下称文集,第1——2页

(2)文集之十一,第15页

(3)(4)《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下称专集,第10页、第50页

(5)(22)《德育鉴》,专集之三十六,第102页、第101页

(8)《北海谈话录》,此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见李兴华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0页

(9)《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八月初六日,岳麓书社1987年,第527页

(10)《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40页

(12)(13)《呵旁观者文》,文集之五第69页

(14)《少年中国说》,文集之五第12页

(15)(16)(17)(18)《新民说》,专集之四第100——101页

(19)《新民说》,专集之四第34页

(20)(21)文集之九,第3——4页,第6页

(23)《新民说》,专集之四第47页

(24)《保教非所以尊孔》,文集之九,第55——56页

(25)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转自丨“心学”(微信ID:xinxue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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