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得“道” 故乡不朽!不信看看容城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古圣今贤青春儒学梁世和2016-10-09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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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小的容城因出了这三个人物而不朽。这里要讲的是容城三贤之一的孙奇逢。

文/梁世和

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有个三贤祠,是为纪念容城的三个著名圣贤人物而建,这三个圣贤一是元代三大儒之一的刘因,二是明代被誉为天下忠谏第一的杨继盛,三是明清之际的孙奇逢。小小的容城因出了这三个人物而不朽。这里要讲的是容城三贤之一的孙奇逢。

一人得“道” 故乡不朽!不信看看容城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孙奇逢(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生平事迹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1584年(明朝万历十二年),卒于1675年(清朝康熙十四年),享年92岁,原籍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因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学者称夏峰先生。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从祀文庙。明清两代,他被官吏举荐,朝廷先后十一次(明代六次,清代五次)诏令他为官,甚至以革除举人功名相胁迫,但都被他以各种方式拒绝,因此后人称他为孙征君。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让贤,推荐孙奇逢就任其职。国子监是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教合一的皇家大学。祭酒是国子监的最高领导,位居从四品,这一职务都是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清政府以此尊贵职位相邀,孙奇逢仍借故有病,坚辞不就。

孙奇逢的家族,曾祖以上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孙臣才开始读书向学,并于嘉靖年间考中举人,官至河东盐运司运判,以清廉谨慎闻名。之后,其家便世代为儒。孙奇逢的父亲孙丕振,字肯轩,以秀才身份授一卑微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嘉行为乡里所推重。

孙奇逢少年“倜傥,好奇节”,7岁入小学,11岁学文,14岁中秀才,17岁在顺天乡试中得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14岁那年,父亲带他拜谒明代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庭。杨补庭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孙奇逢应声答曰:“效死勿去!”杨补庭对其少年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凭这话就足以推知这孩子的终身啊。”正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不幸在他22岁和25岁时,父母先后亡故,按当时礼制,父母去世,儿子要守孝居丧三年,期间不得赴考。这样在他在22岁至28岁六年中,一直在家居守父母丧礼。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专意学问。此后,虽然他又多次参加会试,但其志向已不在此。

孙奇逢由淡泊功名,进而绝意仕途。科举时代只有取得进士功名,为官才是名正言顺。没有进士身份的士人,也可经过荐举得到官职,但孙奇逢认为自己只是举人身份,只有半截功名,不宜做官,非如此便是辱身降志。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孙奇逢自称:“学而不优,怎可言仕。”当然,孙奇逢不愿为官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看到明末政权腐败不可挽回,宁为一介寒儒,也不愿同流合污。对于异族统治的清朝,孙奇逢基于强烈的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为入侵者服务。

孙奇逢从青年时期开始游学京师,访求节义,与鹿善继、牛俊臣、周顺昌、魏大中、左光斗、孙承宗、茅止生等人论学交往。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窃弄朝柄,茶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一般人多惧祸引避,而孙奇逢与鹿正、张果中却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营救,义声动天下,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明儒学案》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中、左光斗、周顺昌进行酷刑拷打,三人被诬陷受贿,各被“追赃”。三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奇逢便与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张果中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订募捐筹款,义助完“赃”。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祸且不测。孙奇逢说:“人固当有死,为三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样。”当筹集的义款送至京师时,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孙奇逢又把酬金返还捐助者,有不受者,则返还其家。

天启皇帝乳母客氏与魏忠贤相互勾结,其弟客光先被封为锦衣卫都督,欲结交士大夫以抬高自己,一时阿谀奉承攀附其门者争先恐后。由于孙奇逢的声望,客光先想要结交他,请他过府赴宴,孙奇逢拒不登门。客光先又向孙奇逢馈赠名马,孙奇逢以家贫养不起、用不着为由谢绝。客光先仍然不死心,又提出供给养马所需草料,孙奇逢又以“孱弱病躯,不胜骑乘”婉辞,终不接受。孙奇逢可谓当得起孟子所谓“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

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入关劫掠。七月,容城周边的定兴、雄县、安肃、安州等相继失守。容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孙奇逢率领宗族乡党,调和官绅,修补城垣。在城墙倒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容城坚守七昼夜,打退了清军两千多骑兵的数次围攻。容城周边的县镇相继陷落,独容城得以保全。此后清兵又不断大举进犯,孙奇逢觉得容城颓垣断壁,牛羊能上,很难再抵挡清兵进攻。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但没人相应。孙奇逢认为大势已去,容城断难再守。于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十五年(1642年)冬、十六年(1643年)春,他三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六七百家数千人,深入易州五峰山(又名五公山)结寨自保,而远近闻风来依附者众多。他一面兴修武备,一面讲学论道,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颂之声,遂开始了多年的避地讲习生活。有人把孙奇逢比作三国时代的燕赵名士田畴,而又过之。《三国志·田畴传》记载,在东汉末年乱世之时,田畴招集宗族“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对盗窃、伤害、诤讼等制订了二十余条法令,规定了婚姻嫁娶的礼节,制订了学校教育的法规。孙奇逢在五峰山寨也制订了一系列约法规章,如《山居约》提出“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严行止”、“储米豆”等,即要求同心报国、团结协作、严肃纪律,对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粮秣供应等进行了具体规定。田畴、孙奇逢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通过各自的努力,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孙奇逢的田园也被圈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1646年)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直至顺治七年(1650年)辗转南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地区。苏门山上有泉名百门泉,又名百泉,由燕赵迁居此地的宋代大学者邵雍,以及元代著名学者姚枢、许衡曾在此讲学著述,明代成化年间此地又建成百泉书院。出于对先贤的敬仰,孙奇逢决定仿效他们,于是在此定居。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两年间,全家四十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顺治九年(1652年),卫河使马光裕把自己在辉县夏峰村的田庐无偿赠送给孙奇逢。

马光裕,山西安邑人,顺治进士,当时在河南为官。初来为官时,河南人少田荒,他便雇人耕田十余顷,并在夏峰村盖房宅一处。孙奇逢到来后,二人交往甚密。马光裕因得罪朝廷,被罢官回原籍,便将夏峰田宅“不受分毫之价”赠送孙奇逢。孙奇逢感激不已,称:“友朋之谊,真足千古!”“此乃近世绝无之事。”对马光裕的无咎获罪,孙奇逢极为同情,在马光裕回山西时,特以一履、一巾、一茶相赠。礼物虽轻而寓意深厚,孙奇逢解释说:“履取无咎,君子之贞也。巾取拂尘,日新之象也。茶取涤秽,清虚之府也。由无咎,而日新,而清虚,圣功毕矣!”意思是说,鞋子取其无过错之意,代表了君子的正直。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由无咎,至日新,再至清虚,圣贤的功业德行也就完备了。马光裕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又书信往来,赠诗不断,其中不时表达了孙奇逢的感激之情,也有大量二人讨论切磋学问的内容。

孙奇逢把所赠之田分给同来的弟子和乡亲,这样孙氏一家才真正安顿下来。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病逝,他在辉县城南夏峰村生活了25年。

二、著述讲学

孙奇逢在夏峰村生活的后25年,生活比较稳定,其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讲学,一是著述。

早在游学京师时,孙奇逢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夏峰后,更是专心讲学,其规模已蔚为大观。当时,国内聚徒讲学有三支重要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西北的李颙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奇逢在北方讲学。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民国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出于孙奇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然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奇逢的功劳不可泯灭。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从全国各地前来夏峰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有数百人之多,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有地位尊贵的翰林,有显达的高官。孙奇逢逝世后,仍有问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自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泣下,观者无不感动。

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极深,出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汤斌、费密、耿介、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等,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老师宿儒。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十,其父亲读孙奇逢著述而心服其学,特命他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登封耿介来学时,因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名道,颇有政绩。孙奇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时,辞官追随孙奇逢十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诏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魏一鳌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奇逢南迁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三十余年,是他的得意弟子。

孙奇逢的讲学方式很有特点,据汤斌、耿极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聚会两次。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先儒异同,或礼制、祠祀、钱谷之事,提出自己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由先生解答。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日仍然被公认为最好的教学法。孙奇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奇逢讲学,但孙奇逢认为,登坛演讲,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数”,因而拒辞。

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这些文字大都出自晚年60岁之后。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经部著作有:《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指》、《四礼酌》等;史部著作有:《理学宗传》、《日谱》、《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新安县志》、《苏门纪事》、《取节录》、《两大案录》(已佚)、《大难录》(已佚)等;集部著作有:《夏峰先生集》。

一人得“道” 故乡不朽!不信看看容城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理学宗传》(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思想学术

孙奇逢一生可划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明末时期国难当头,孙奇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容城、结寨自保等。国破家亡之际,孙奇逢因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至此方才安定下来。此后的二十几年过的是纯粹的学者生涯。因此他的学生申涵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一)思想渊源

关于孙奇逢的学问渊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汤斌编的《孙夏峰先生年谱》中说:“先生初守程朱甚笃,鹿先生讲次,每举姚江语,先生因读《传习录》知行合一,跃然有得,自是寝食其中焉。”[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83页。]这是说孙奇逢为学先宗程朱,后受鹿善继影响渐喜王阳明。孙奇逢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的自述也佐证了这一说法:“某幼而读书,谨守程朱之训,然于陆王亦甚喜之。”[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21页。]这显然是说孙奇逢最早接受的是程朱理学的教育,同时又喜陆王心学。

另外,还有第二种说法。鹿善继的后人鹿传霖说:“先生(指孙奇逢)之学与先忠节公(指鹿善继)同出于象山阳明先生。”[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35页。]孙奇逢自己在九十岁时说:“少承家学,自先祖沐阳公与阳明高弟邹东廓之子讳美者,同举京兆,得闻其家学,故平生口无伪言,身无妄动,以躬行教子若孙。老夫奉父命从季父成轩公学,此渊源之所自,而尤得良友鹿伯顺夹助之力居多,伯顺深得阳明之学者也。”[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39页。]孙奇逢在这里说自己的学问源自叔父孙丕基,孙丕基学自其父孙臣,孙臣学自邹美,邹美学自其父邹守益,邹守益乃阳明高足,所以孙奇逢是学宗王阳明。

两种说法似乎矛盾。可行的解释是,孙奇逢既使是学宗阳明,初始时也并没有深刻的思想烙印,反而对程朱的印象更多一些。这可能是由于他正热心于科举功名,还并未专注于学问的缘故,不过学宗为何对孙奇逢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他最终是程朱陆王并重,汇合二者之学,以归本孔子。

(二)思想特点

孙奇逢弟子汤斌曾评价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汤潜庵集·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何谓“慎独”呢?“慎独”一说来自《大学》和《中庸》,其中都强调“君子慎其独”的个人修养方法。要求人在独处无人觉察时,仍然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标准。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要求,其目的是要求人要保持一定的道德自觉性,时时刻刻反省自己。孙奇逢极为重视“慎独”,他说:“诚正修,总一慎独尽之。致知致字,仍是用慎独工夫。……穷理尽性至命,即《中庸》戒惧慎独而中和位育也。一以贯之,更无余义。周程诸儒,大旨皆如此。”[转引自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第676页。]意思是说,《大学》所讲的诚意、正心、修身,说的只是“慎独”一件事。致知中的“致”字,还是做的慎独工夫。至于“穷理、尽性、至命”,仍然是“慎独”贯穿其中。周敦颐、二程等大儒的学问宗旨都是如此。孙奇逢的这种说法几乎把“慎独”当成《大学》、《中庸》的全部,可见其对“慎独”的看重。孙奇逢还指出:“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5页。]这便是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

慎独是修养的功夫,那么培养这种功夫做什么用呢?慎独是为了体认天理,是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为什么要体认天理呢?在理学家眼中,天是宇宙的本原,是人的心性的根性,道德的依据。由此出发,孙奇逢认为儒家学说乃是本天之学,既是本天之学,自然要以体认天理为宗旨,故而他指出,识得天理二字,是千圣真脉,非语言文字可以承当。“大人之实事,圣人之训述,显晦殊途,本源一致,总不出圣学本天一语。不本于天,则异端耳。”[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41页。]无论是圣贤所做的实事,还是所作训述,外在看来似乎不一样,但其本源是一致的,即总不出圣学本天的范围。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不本于天,便是异端邪说。这便是孙奇逢之学“以体认天理为要”。

一人得“道” 故乡不朽!不信看看容城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慎独(资料图 图源网络)

何谓“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呢?即注重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实际问题。《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他:“其生平之学,主于实用。”因此,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实行思想是孙奇逢思想的又一重要特点。虽然孙奇逢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认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但他强调人只有在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中,才能识得本心所具有的客观事物之理,指出天道即表现于日用饮食之间,学问就在日常活动中。弟子问做学问下手处,他回答说:“日用食息间,每举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违天理、拂人情处,便是学问。”[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3页。]他告诫弟子:“学问之事,患无处下手,故无得力处。知在躬行二字上著手,便一了百当矣。”“学问事,……总之不离躬行二字。口里说一丈,不如身上行一尺。”[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6页。]孙奇逢明确提出“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三贤集·孙征君》)的主张,认为学问皆从躬行得来,而不是从口出,不在于空谈心性,因而他要求“随时随地体认天理”。

由主张躬行实践,进而形成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他认为,理学不仅需要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还需要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理学家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他说:“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桩事。其人为理学之人,遇变自能殉节,当事自能建功,操笔自能成章,触而应,迫而起,安有所谓不相兼者?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学。”[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4页。]在孙奇逢看来,理学家要把尽心知性、经世致用的内圣外王的圣人之道结合起来,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才能无愧于孔孟先贤。

孙奇逢治学还有一重大特点便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他认为,在儒学的历史上,虽然每人的见解有偏有全,见识有大有小,但莫不是圣人旨意的一部分,所以诸儒之说皆有其深造自得之处。他提醒学人不要有心立异,也不要刻意求同。不求异,不尚同,哪种思想是正解呢?孙奇逢指出,为学不可拘于门户之见,亦不可限于一己之意,对于各家思想的分析评判,应当归本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是判别评析诸儒之学轻重得失的依据标准,圣人之理是学者为学当以折衷归本的宗旨所在。依此标准划分,学者便有大儒、小儒和异端邪说之分。“识其大者为大儒,识其小者为小儒。不归本于孔圣之道者,则异端邪说。”[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30页。]由此出发,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角度对儒学的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大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

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行实践、学以致用,力矫明末以来的清谈空疏陋习,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

四、人格精神

梁启超盛赞孙奇逢说:“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旬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朝廷使臣往来,不入公署,先造访夏峰,以一见为快。三月游大梁时,读书人望见先生所乘小车,争先前来留宿自家。小孩和牧童奔走相告:“孙先生来吾家也。”游嵩洛时士大夫们在郊外迎接,过覃怀时大家争相延留,还有人派遣子孙前来追随先生,更有甚者抱着婴儿来见孙先生,说:“将来成人后,他可以骄傲地对人讲,小时候见过孙先生。”由此可见孙奇逢为人钦慕如此。

孙奇逢平易近人,见过他的人都佩服其诚信,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聆听过他讲论的人,无不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圣贤是可以做到的。上至公卿士大夫,下至乡村农夫,只要有求教于他的,他都以诚相待,衷心以告。孙奇逢居乡村、食粗粮,却念念不忘民生社稷。他说:“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他从不歧视,既使是悍夫武弁这样的粗人,听了他的话也心悦诚服,勉励向善。

一人得“道” 故乡不朽!不信看看容城的理学大家——孙奇逢

不好为人师 不强人所难(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孙奇逢少年历经贫贱,老年又困顿于流离失所,亲身经历了明亡清兴的朝代更迭,天崩地解的严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造就了他坚强的意志。他说自己:“七十岁工夫较六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时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而密。学无止境,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视听言动无非礼,子臣弟友能尽分,戒欺求慊,此是圣贤真境界也。”(张显清《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29页)他常教导弟子:“饥饿穷愁困不倒,声色货利浸不倒,死生难考不倒。”他认为做人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他倡扬正义,痛斥邪恶,慷慨不顾生死,德操声闻朝野,充分展示了儒家学者居仁行义深造自得的至善刚健人格精神。在他81岁的时候,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听后,从容地说:“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

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孙奇逢卒于夏峰,享年92岁。在临终前的数十日,他已经粒食不进,仍然整衣危坐,与门人子孙讲论不辍。当其逝世后,京内外官吏士绅,以致农夫、商贩、佣工,无论识与不识,无不奔走哭吊,门人弟子千余里皆服心丧。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孙奇逢被从祀孔庙。道光皇帝在御批中说:“孙奇逢学正醇笃,力行孝弟,其讲学著书,以慎独存诚,阐明道德,实足扶持名教,不愧先儒,著从祀文庙西庑,以崇儒术,而阐幽光。”

转自|“青春儒学”(微信ID: rjwqc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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