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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也是道:从孔子到王阳明

[摘要]儒道两家是中国最本土的两股思想潮流,共同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思维,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越到后期就越难以分别。它们是中国人的两种人生态度,日月同辉。

文/耳九

儒学和道学就像中国文化的两座高峰一样,屹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不会倾倒。无论后世儒学与道学之间是如何相互瞧不上,发生过怎么样的龃龉(相对于外来的佛教,儒学与道学的关系其实是融洽得多),它们如同太极的阴阳两面,一个主动,一个主静;一个讲求入世,一个推崇静修;一个是经世致用,一个是修道成仙。

是儒也是道:从孔子到王阳明

互相渗透(资料图)

它们互相纠缠,互相渗透,共同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的方方面面。在很多方面儒学几乎可以与道学等同,儒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大量借鉴了道家的宇宙观、人生态度与修身养性等方面的东西。到了儒学发展的后期,特别是宋朝以后的儒学,几乎可以说是儒也是道,难以彻底区分。

孔孟之道

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先祖,从孔子伊始,儒学其实就已经带有一定的道家成分。“仁”是孔子儒学的核心思想,孔子认为,仁是天地万物的本性,是与生俱来、超越个体的存在。正是因为“仁”是先天的存在,表现在外面才成为了“礼”。

从先天的本性推演到外部的表现,再从个人推演到国家,这跟道家个人的性命双修、认为有先天的“道”的存在、延伸到天地万物就是内在的“德”等,具有非常相似的结构,而且“慈爱”也是道家之“德”很重要的一部分,儒道两家具有先天的认知上的相似性。只不过孔子的“仁”并不是平等的,它有亲疏远近,带着氏族血缘社会的残痕,而道家的“仁”则是万物平等的仁爱。

是儒也是道:从孔子到王阳明

孔子(资料图)

孟子的儒学之道又与孔子有所区别,他更加强调内在的修养,更加接近道家的范畴。孟子认为,只有内在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才能天人合一,达到社会美好和谐的目的,对此孟子有两个非常著名的观点,一个叫做“恻隐之心”,一个叫做“吾养浩然之气”。

孟子把孔子的仁更加提升了一步,认为之所以所谓的“仁爱”是先天存在的,是因为人人都具有“恻隐之心”,看到他人有困难,就会有帮助他们的天然冲动。这样无论是国主还是君子,或者是普通人,只要保持好“恻隐之心”,那么就会天下太平,国泰民安。这里的“恻隐之心”就相当于道家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德”与“性”,只要回归到真我和本性,就能保持纯善,从而成为神仙与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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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养气”(资料图)

而孟子的“吾养浩然之气”则直接与道家相通,是一种类似于道家“养气”的神秘说法,孟子认为只要能够坚持自我学习和秉持本性,就能在体内升起“浩然之气”,成为充满仁爱,具有完美人格的圣人。这种气是“体之充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跟道家对于道和人的认识,以及性命双修中的一些观念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说是儒家中的道家之法。

孔孟之道中由内及外,认为有先天的仁与慈爱存于心中,保持自身的真实本性就能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儒学的结构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是与道家不谋而合了,只是一个用以治世,一个用以修仙。

董仲舒之道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从温情脉脉“民为贵,君为轻”的讲求慈爱的孔孟之道正式走向了封建伦理统治的王术之道,其他诸子百家除了道家、兵家、法家等一些流派之外,大多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中。而道家在表面上似乎也与儒家处在一阴一阳、起到补充地位的隐匿状态,但实际上,道家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儒家的核心结构中,成为了儒家学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董仲舒的儒家之道是为了说明君权统治的合理性,“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是他学说的核心观点。为了达到这一个为封建伦理服务的目的,董仲舒首先借用了道家的宇宙观,他认为天是最高的存在,天理是超越一切的永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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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资料图)

他将在他时代之前的道家,阴阳家的内容与儒家相结合,得出了“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的宇宙观,这样道家由气(道,一)分为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观就被直接借用了,成为了他“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学说的最重要的基础部分。

为了得出君权神授的结论,董仲舒进一步发挥道家与阴阳家的概念,将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比作“父子母女”之间的人伦关系,将天地四时的变化比作人的“喜怒哀乐”与政体中的“惩罚褒奖”,最后通过对道家宇宙观、世界观与儒家人伦观的对接,彻底确定了人伦与宇宙次序的统一性与一致性,奠定了他的儒学之道中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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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气(资料图)

当然董仲舒的儒学之道中,也包含着对君王的一定限制,因为天人是同构的,所以君王要按照天的规则行事,不违农时,在春天要务农,在秋天肃杀的时候要“警百官,诛不法”,不然就会灾难频发,国祚不稳。同时君王也要有天德,以“好生之德”“仁爱”为本,不能枉杀无辜,要慈爱百姓。总之董仲舒通过吸收道家与阴阳家的内容,来改造和补充儒家思想,确立了儒家在封建体系中绝对的学术地位。

程朱理学与王阳明

程朱理学的发端来自于周敦颐,但它实际上是董仲舒的儒学进一步细化、内化与改造的结果。周敦颐被称为“宋儒之首”,但他却是对于道家而言很重要的《太极图说》的作者,程朱理学也建构在《太极图说》宇宙观的基础上。周敦颐直接借用了道家“道”的观念,将其视作世界的本原,然后通过无极到太极构成这个世界的宇宙论,接着通过将道家中的“道”与“德”的关系嫁接到人性论上,认为人承接了道的特性是“性本善”的。

那么自然而然,儒家的“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中的种种要求都是合理的,是符合道与人的天性的。程朱理学中还特别强调“格物致知”,也就是通过对外在具体的事物规则的观察,从而概括成统一的大道规则。所以可以说程朱理学的基础和推演过程,其实都是以道家学说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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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资料图)

当然本来这种“格物致知”与道家宇宙观的精神足以推动中国的社会良好发展,但程朱理学在推演的过程中,将“格物致知”与宇宙观的最后落脚点都放在了儒家伦理学上,最后走向了一个极端,将儒家封建中的所有道德都美化成人的天性,才会得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结论,酿成了许多悲剧,这可以说无论是跟黄老之道,还是与原始的孔孟之道,都是有出入的。

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时代,程朱理学已经受到了很强的冲击,儒学也从对于外部世界的“格物致知”向内部“人心”的修炼靠近,从而也更加靠近了道家“性命双修”的范畴。王阳明认为世界的真理并不在于外部的“格物致知”,既然人心与宇宙的“道”是相通的,那么只要研究人心自然也就可以知道天下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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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资料图)

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这四句教你可以看作是儒家的,其实更可以看作是道家的,里面的“体”可以看作是道家的道,“动”就是人心的情与欲,良知与格物也可以看作是道家修行的初期阶段。王阳明“心学”的概念脱胎自黄老与孔孟,又有自己的发展,最后回到了“此心光明”的境界,可以说是儒道两家融合的集大成者。

儒道两家是中国最本土的两股思想潮流,共同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和思维,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越到后期就越难以分别哪些是儒家的思想,哪些是道家的内容。唯一可以区别的可能就是儒家更加倾向于经世致用,道家更倾向于修仙得道,它们是中国人的两种人生态度,日月同辉,希望能够在现代被很好地挖掘延续下去。

(编辑: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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